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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1年02月07日 星期一

    赵勇的读书生活

    钱振文 《 博览群书 》( 2011年02月07日)

        接到赵勇的新书《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以下简称《流年碎影》),是下午三四点钟,我正在写一篇和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所以写起来很是枯涩的文章。除了书名,这本书的封面上还写着“文化慢光丛书”和该套丛书的广告语“读好书,光阴慢”。把书拿在手里反复摩挲,东看一段,西看一段,不知不觉到了天黑下班的时间,这种感觉似乎和“读好书,光阴慢”正好相反,也许我这不是读书而是翻书,所以也就“翻好书,时间短”了。

        赵勇已经出版过好几部沉甸甸的正儿八经的学术专著,如《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等。这些书也无疑是“好书”,但如果你想把这些文笔同样也很流畅的“好书”读懂读透,那你就要舍得花费更多的光阴,因此,把“读好书,光阴慢”用到这几部书上也许更为合适。

        晚上回家吃完晚饭,开始猫在被窝里从头到尾细读这本说不清会让光阴变快还是变慢的好书,总之是一气看到了深夜一两点钟,一直看到赵勇兄“后记”中的“2010年9月5日于北京洼里”。这些年看完的好书也很有几本,但拿到手当天“就地消灭”的书并不多。其原因并不是说那些书不够深刻、不够好,而是说和赵勇的《流年碎影》相比不够过瘾、不够妙。读所有的好书都能得到享受,但读赵勇的这本《流年碎影》却能得到快乐。书中很多细腻的描述、幽默的反语、尖刻的嘲弄都让我实在忍不住“呵呵”地笑出声来。都说读书是孤独的享受,但我的带有笑声的阅读却影响了在隔壁读书的女儿。在我中间洗澡的间隙,这本《流年碎影》便代替了她正在弄的那些肯定很是枯燥的课业,“呵呵”的笑声便不时从外边传到我洗澡的卫生间。之所以很长时间不能当天看完一本书,也还因为再好的书也得服从孩子的学校为我们制定的第二天雷打不动的起床时间,但《流光碎影》却让我们全家的起床时间比平时整整晚了一个小时。孩子一边慌里慌张地准备书包一边很郁闷地和我商讨对付老师的说词,好不容易才想出一个其实很勉强的理由。平常有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主张实话实说的,但这次似乎有点别扭,总不能说是看一本叫《流光碎影》的书看晚了吧。这可真是“读好书,出事故”。

        《流光碎影》是赵勇近些年来所写散文的一个集子。集子分三部分:书里书外、家长里短、旧人旧事。正如书名所示,集子里的文章是关于一个读书人的日常生活,但其实这些文章多多少少都和读书有关。本来嘛,读书人的生活主要就是读书生活,所以北京鲁迅博物馆前些年曾经设计制作了一个流动展览,题目就叫做“鲁迅的读书生活”。

        集子里的不少篇章在收入这个集子之前我就已经读过了,还有一些文章曾经在我服务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过,而我就往往是这些文章的责任编辑,因此,当在与报刊不同的书籍里再次看到这些文章时就很是亲切,像是在大老远的外地城市看到曾经熟悉的友人。其中的一篇《我的〈鲁迅全集〉》是赵勇给《博览群书》的稿子,此前我还真的不知道赵勇也有上几代人往往才会有的“鲁迅情结”。当然,我们80年代读大学的中文系学生,有几个没有在鲁迅身上用过功夫呢。更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中说到的赵勇读研究生时期的那段生活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他说的那个“常常置脚丫于桌上,身体成一‘√’,方才抽烟翻书”的学习室,也是我当年看书的地方。因此,读罢此文,一下子就激发了我的鲁迅记忆,这就像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过去是因为人们说到它而产生的”。《鲁迅全集》成为我们共同回忆过去的“结晶点”,我的一篇同题文章就这样产生了并且和赵勇的文章刊登在了同一期《博览群书》上。

        收入《流光碎影》的文章大多是关于过去的回忆,这些回忆是个人的,但又的确是群体的,是60年代出生者们的回忆,也是80年代大学生们的回忆;是一个大学文科教授过去经历过的事情,也是不同范畴的“同一代人”共同经历过的事情。如果没有这“同一代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就不会产生这些“过去的时光”。比如《我与〈批评家〉的故事》,讲的是作者在80年代初大学毕业前后遇到的恼人的腐败:他的实习单位《批评家》杂志社给他要到了分配指标,但最后学校分配给《批评家》的却是更有权势背景的学生。这个复杂曲折的故事成为作者与当年杂志社员工的集体记忆。作者说:“酒过三巡,杨占平开始向旁边的人讲述我与《批评家》的故事。记得我与杨占平初次相识时,他就在讲这个故事。以后每见一次面,他几乎都会把这个故事重复一遍,那似乎已是他向别人介绍我的一种固定程序。”这个国家包分配时代的大学生故事,今天的年轻人听来会很是惊诧,但很多类似的故事情节就发生在那一代人身上,这些故事已经成为那一代人的固定资产和身份标记。

        但回忆的产生还和时间有关。大致来说,年轻人是没有回忆的,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往前冲,而到了“四十不惑”的年岁大概也就有了回忆过去所需要的自信,所以胡适在40岁的时候有《四十自述》,鲁迅在46岁开始写作《朝花夕拾》。赵勇也已到了产生回忆的年岁,在“后记”中,赵勇兄告诉了我们这些回忆的来由:

        2006年,我当然还在做论文,但做着做着忽然就有些恍惚,一些陈年旧事向我迎面走来,我躲闪不及,一头扎进了遥远的记忆之中。这时候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已不再年轻。我一下子就活到了可以写点散文的年龄,似乎也拥有了一点回忆的资格。

        很多人也早就到了可以回忆的年龄,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会不知不觉地拥有可以回忆的资格,但却并不是每一个拥有回忆资格的人都去回忆自己的过去。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自序》中说,他曾经到处劝他的朋友们写他们的自传,他们也都答应了,但却没有人下笔。没有人下笔的原因不外乎一个字“忙”。“写散文是需要心境和状态的。平和冲淡,自然闲适,下笔才能从容;忙忙活活,心神不宁,笔墨岂能舒展?”这是赵勇对写散文的体会,但更是对当代人生活状态的真切描摹。我们都在执拗地、没完没了地追逐眼前的利益,没人肯拿出时间清理自己的过去。但是,在胡适看来,写传记不是为了自己,“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赵勇说他写散文没有这样的宏大目的,他写散文“不图别的,只为对自己能有一个交代。而清点一下那些私人记忆也有个好处,它们能让你弄明白你从哪里来,将向何处去。如此这般之后,也许你就可以活得踏实起来。”即使我们没有胡适那样的承担和抱负,但也都有活得明白和踏实的需要。那么,在看了这本《流年碎影》之后,我们有点年岁的读书人也都像赵勇一样写点自己的过去,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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