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济生教授的《重新发现历史》（以下简称《重新》），是一部充满启蒙意义的好书。其文笔隽永、思想深刻，有的观点令人振聋发聩、醍醐灌顶。我们在长时期之内，用“极左”的观点看历史，发生了一系列错误的认识，危害至深且巨；所以我们隐瞒了历史真相，曲解了历史、枉说了历史的规则。《重新》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纠正了误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一
历史学家吴思先生说：“‘秦家店’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本质。”这是个创造，应该说是一个贡献。“秦家店”这种高度的概括，是一种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简洁明了、意境深邃的创造，它把两千多年的帝制，都装在“秦家店”这个通俗易懂的概念中。
蔡元培当年说：“绝对中央集权制者，惟秦世。”（见《重新》P101）。后来各个朝代都开始实行秦政了。李大钊说：“由是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赢秦之政也。”（《重新》P103）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先驱们，没有把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概括为“打倒秦家店”，没有指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排他性，既是美中不足，也是近80年来的历史遗憾。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正是刘济生。
作者在秦家店这一辑里，首先对秦始皇暴政进行了批判，非常有力度。暴政与开明专制是有区别的，我举一个例子就能够充分说清楚。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基本上是开明专制，尽管有连年不断的战争，但是粮价仅仅是“石三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有两条律文证明秦统一前的官定粮价也是石粮三十钱）。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绝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搞了暴君政治，五年后（即公元前216年）粮价高达“米石千六百”！粮食价格暴涨了50倍之多，造成了民不聊生。汉初，文帝、景帝都是开明专制，主张黄老之术。汉文帝时“粟米十余钱”，多得发霉，因而“鸣鸡吠狗，烟火千里”。汉武帝后期开始了暴君政治，因而粮食价格一再翻番，“米价石万钱”，因而“人相食，死者过半”、“千里无鸡鸣”！汉武帝的粮食价格是战国时期的330倍，是汉文帝的1000倍左右。这不言自明，秦始皇暴政、暴君不管人民的死活，为一己之私修陵墓、修阿房宫，致使粮价腾飞。要弄清暴政、暴君的秦家店及其子孙店究竟造成多少人间惨祸，不然历史的瞒和骗将会继续下去。那不惜耗费巨资、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歌颂秦皇、汉武、康熙、乾隆及其他帝王的影视是不会停止的。
二
《重新》发人深省地提出了“四大传统文化”的看法。“四大传统文化”的提出，它针对学术界几十年来沿袭陈寅恪、冯友兰首倡的儒、释、道乃中国三大传统文化说。作者提出了“从远古至现代，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文化：帝王文化。帝王文化是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叫做皇权文化”。文章从几方面加以论证。其一，揭示帝王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根源。比如《诗》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帝王文化的原生态描写，也就是说，在三皇五帝时帝王文化雏形已成。那时，“儒家、道家文化，还没有诞生呢，遑论佛家”。其二，揭示帝王文化的社会基础，阶级根源——即五千年来我国手工工具和自给自足的个体农业和农民，他们虽然备受压迫，但正是他们成了帝王文化的台柱子，不自觉的后盾。其三，物态的帝王文化遍布天下，全国各地的寺院、宫观、孔庙，是佛教、道教、儒家儒教留下来的物态文化，“而皇宫、皇陵、太庙、皇家园林、御道等等则是帝王留下来的物态文化。请问，哪个佛家的寺院能和故宫相比？有哪个道家宫观能和太和殿相比？儒家、儒教最了不得了，孔庙的建制类似皇帝，但气势宏大的孔庙还是皇帝下令修建的”。佛、释、道、帝的四种物态文化，哪一种居中心？哪一种文化对制度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影响最大？显然是帝王文化。儒、释、道无不仰望帝王的鼻息。其四，帝王的文化符号的龙，遍布天下。其五，帝王文化的文献卷帙浩繁，法定官员必读，它支配着制度、行为与心态文化。其六，皇帝利用儒、佛、道为自己服务，宣传和灌输君权神授，皇帝是上天之子，人神一体。其七，帝王文化利用、改造、整合其他文化，比如：改造和淡化早期儒家的反专制主义思想；改造原始佛教而否定众生平等，隐去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中的阴谋，使之变为养生哲学。文章用了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帝王文化对各阶层的影响大于其它文化”。尤其是对帝王物态文化的揭示极为精彩，使人无法驳斥、无法否认。
《重新》对帝王文化的揭示很深刻！当然，也不能认为这种重新发现已经大功告成，还需要由个人到群体的再补读。比如说，作者将法家正确列入到帝王文化之中，但法家是兵家在政治领域上的延伸，《孙子兵法》不仅产生于《论语》之前，而且还产生于《老子》之前，更不用说产生于法家之前了。美籍华人、美国艺文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先生正是从《孙》先于《论》、《老》的考证出发，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在兵家与法家。开国帝王无不是军事家兼政治家于一身，将“以奇用兵”变为“以奇御臣、治民”，结果证明屡试不爽。例如用兵讲究“任势”，治国、治军、治民又何尝不讲究任势、造势、恃势呢？兵家可御敌，也可用于为政，可以想见，兵家对于帝王文化的影响之大。中国的兵家既是军事思想，乃国之瑰宝，也是皇帝用来对付臣民的谋略。
三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左倾，作者做了论证所说，左倾是一个现代的政治概念，但是个别历史学家也给中国古代史标过左、右之说。如嵇文甫说：“泰州学派是王学的极左派，王学的自由解放精神，王学的狂者精神，到泰州学派才发挥尽致。”（《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版，P44）学者嵇文甫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认为古代有左倾。作者采纳嵇氏的观点分析历史无可厚非。嵇文甫的影响很大，对泰州学派之影响有两个方面：“左派”说和启蒙说。显然历史研究上存在左派、右派的说法。作者在学术上非常谨慎，在左倾后面加上了“现象”二字，意即左倾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偶尔出现，所以加上了现象二字。
什么是左倾？或者什么是右倾？如果用革命史的划分方法，肯定把历史弄得一塌糊涂。左派、右派的说法源自法国大革命的派别纷争。法国大革命后期，国会中议员分为三派，雅各宾派坐在左面的叫左派，圣劳伦派坐右面的叫右派，两派总数占议员的居于少数，中间派占大多数，看哪派势力大然后就支持。当时左派激进，右派保守。后来各国的革命不断使用左派右派、左倾右倾的词。其实正如秦晖所说：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作者对秦晖的观点也是非常肯定。
作者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左倾现象，是发人深省的，那些所谓的改革都是突破了自由的底线，或取消了绝大部分的自由，特别是取消了经济上的自由，加之一直奉行的专制主义，把政治上与经济上的集权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我最早注意了管仲经济上的高度集权，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作者采纳了我的观点。所以作者说，从管仲、商鞅开始，一直到王安石，都犯了左倾毛病，取消了自由，加剧了所谓的平等。我同意作者的观点：“这些左倾恰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与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历史的正本清源必须从这些所谓的改革开始。”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改革家的主观愿望，他们是想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急功近利，聚敛钱财，打击大的工商业，使社会财富迅速分散，结果是暂时的国富，长远的民穷。现实的反映特别快，几乎过了不几年，国家穷了，人民也穷了。一个没有民间自由的社会，一个没有民间经济的自由，一个没有政治的权力分割，社会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作者把它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元”动力。
四
我非常欣赏作者总结出来的“儒家反对极端专制十论”，我可以大胆肯定的说，这是研究孔孟之道许多学者没有总结的。作者说是自己“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思”总结出来的，这是那些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人无法批驳的。在否定孔孟之道声浪滔天的时候，人们不敢总结，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没有人如此系统总结的。进行全盘否定派是很不负责任的，看到孔子的几句话就信口开河，胡乱解释，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什么复辟倒退，什么比法家还阴，什么深入民族骨髓的毒素等。
儒家有局限性是必然的，今天的人一样有局限性。孔孟之道的局限性是伦理政治，没有制度的设计。正如作者所说，儒家是开明的、温和的专制主义，是明君政制，而不是暴君政制。孔子的保守是他的人治思想，他的伦理政治。作者认为后来的帝王之所以接受了孔子，原因出在儒家伦理政治这里。正因为儒家的不足，今天鼓吹读经是不可取的，会培养成新一代缺乏民主自由精神的青少年，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尽管如此，这比秦始皇、李斯的赤裸裸的专制主义、暴君政治好得多。开明政治比暴政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培养。
作者说，“历史的反思是不间断的，是连续的，思想启蒙、恢复常识、说明真相，批驳谬论，是我们每个学人的责任。”这是我非常欣赏的观点。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所以读史离不开辨诬，绝不可轻信前人。我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更需要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进行认真研究，也就是要继续揭示对历史的错误理解，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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