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中共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见2010年2月22日《北京日报》），颇受启发，于是也想谈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
1919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P967）李大钊在文章中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理论时说：
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50）
李大钊以“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样的语言，概括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二十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
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378-379）
可以说，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基本如此。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发行，亿万民众对毛泽东的一段话耳熟能详：“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487）毛泽东所言，反映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共同理解。
二
40年前我随父母到“五七干校”劳动，其时毛泽东号召干部读马列的六本书，我的身份虽为知青，也和干校的干部们一道学习，这便是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所谓马列六本书，即《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前四本是马恩的，后两本是列宁的。六本书是马列学说的代表作则无疑义。
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干校田间地头的大喇叭里一天到晚在唱着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读了马列原著后，我觉得毛泽东总结得很精辟，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一门指导无产阶级起来闹革命，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学说。《共产党宣言》说得明白：“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273、285）在学习中，我懂得了：那个“让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够由空想变成现实，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要义。正如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所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332-333）恩格斯则把马克思的贡献归结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正是这两个发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恩格斯还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575）
三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执政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行检讨说：“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又说：“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于是理论界提出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议题。一个相当普遍的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的主要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因为“不管哪个方面的理论，不管它多么重要，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比起来，毕竟不是贯穿一切的”。（李洪林：《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P6）也有观点认为，曾在我国占据了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史观“从实质上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的实质主要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历史”（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P6）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门什么学说呢？这个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似乎变得有些混沌了。
要弄清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在理论辨析的同时，还需要作些历史的考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谈到导致唯物史观创立的“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那是其主编《莱茵报》期间所遇到的一系列现实政治斗争问题，诸如莱茵省林木盗窃立法牺牲普通农民的利益，马克思撰文予以痛斥，指出立法权实际上是保护有产者利益的工具；《莱茵报》发表摩塞尔地方农民悲惨处境的通讯，遭到省督的指责，马克思进行反驳，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莱茵报》刊登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受到另家报纸的攻击，马克思起而反击等等。可以说，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其时社会政治斗争或曰阶级斗争的需要密切相关。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通篇用唯物史观写成，然其中心议题却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毕竟政治斗争纲领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哲学著作。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道：“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231）读者细读这段非常著名的话，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在前者中所占有的位置了。1879年马、恩在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374）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161）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历史观。当然，它主要是一种政治性质的史观，而唯物史观则把这种观点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生产力、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虽为不同的概念，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面却有着必然的联系；阶级斗争学说不可等同或替代唯物史观，但它确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人为地把它从唯物史观中“摘”出去，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反思此前几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时，在理论上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实在地说，除了玄学，很少有哪门学说，会让人搞不清楚这门学说本身是什么的。因此，如果出现对一门学说本身搞不清楚的情况，大多是对待该学说的人思想方法有问题。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了的那个革命时代的产物，而我们今天所身临的已经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当今时代，并不是社会上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终于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以通过讲发展这个硬道理，用民主与法制的手段，使阶级矛盾趋于缓和，使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使社会达至公正、和谐。应该说，由过去时代的暴力革命，到当今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这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唯物的认识论，承认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由人所创立的学说当然也是如此，这既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忧。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抹杀不了牛顿经典力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也是永存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这门学说，而不能抱有其他非学术的目的。其实马克思生前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他曾声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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