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棱角分明 求真不苟

    文化传承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应该是把最真实的历史存在、历史精神、历史意识和个人真实的历史体验和感受传给后人，这样后人在承接先辈的文化遗产中才能有一个可靠的依凭。

    《上学记》由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写完成。书中棱角分明的断语和求真不苟的精神，读之使人感到快慰。

关于读书

    率性而谈，不加掩饰，臧否人物，爱憎分明，快人快语，睿智里包含着学者的坚定判断。我以为，这正是何先生的话语风格，从中能看出老一代学人可贵的风骨。总的来说，这部传记性的口述之作，属于回忆性的文字著述。但是在回忆风格的行文走笔中，又不拘谨于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是选点记述，侧重感知，照应现实，显示情怀，表现出对历史的相当尊重的科学精神。这样的回忆，比常规意义上的只提供重要史料梳理历史脉络的回忆录，对读者的当下阅读，更具一种过来人现身说法的况味。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曾经红极一时而广为传布，自有传播马列哲学的基本功劳在。它把深奥的马列哲学经典转化为大众能看懂的语言和结构，呈现给人们，我们不能抹杀其历史上的价值。但是，何先生看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比喻多于论证从而显得武断的不足。他认为比喻不能代替论证，“一直到解放后听他的讲演，我也不怎么欣赏，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武断更多于论证”。（P37）并且，在当时，他就这么认为。再如钱穆的《国史大纲》，说好话的称道的至今还大有人在。可是何先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意，因为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只看到她好的一面，对她不好的一面却闭口不谈。（P111）另外，钱先生的世界近代史知识不够，影响了他的判断。还有，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P134）这里涉及到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艺术家往往以艺术真实为武器，回敬那些挑三拣四的细节上指责，以为自己细节上的失真辩护；历史学家往往以历史存真的姿态指谬。二者的恰当统一和协调，才是文学创作中所应遵循的。何先生正是抓住了一二九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实际，指出小说写林道静与男士同居并且还不止一个，这不符合历史细节。

    还有，对中国图书馆管理的大为不满。他认为：图书馆不是珍藏楼。（P120）而现实是，图书馆多办成了珍藏楼，给读者的借阅带来极大的不便利，手续多多，环节麻烦，效率低下，令读者气闷。

关于年轻人的成长

    何先生认为：年轻人受教育不一定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的。（P40）自然，课堂是青年人受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今天许多人把课堂上接受教育当成了唯一的途径。从《上学记》里看，何先生当年求学知识的途径除了课堂之外，还有逛书店、看电影等。这对我们学习观念上的偏差应当是有益的提醒。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教育的培养，但一味迷信课堂，获益是有限的，要是碰到应试教育而不自知，那将是悲剧性的结果。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但没有人不想作出应有的成就。我们至今不是讲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吗？何先生告诉说：想要做出成绩总要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二是环境；三是个人努力。（P47）我们的青年学子不是都在做着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吗？何先生这个排序提醒每个人，必须对自己有一个熟悉的了解。我注意到，何先生没有把“努力”放在第一位，而我们现在的提倡中多把勤奋努力放在第一甚至是唯一的高度上。不错，个人的努力是前提，但是，如果不切合自己的天赋实际一味盲目努力，那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剧。当然，还有环境的条件问题。在这里，我宁愿这样理解：即这三个条件不能绝对割裂地理解，一个人要做出点成绩，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该是各在各的轨道上起作用。

    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如我，大概永远不会是有为的。（P129）这个话，说起来不容易，做到就更不容易。许多有成绩的前人，往往在青年人面前摆起权威的姿态；许多年轻人，在权威面前往往谦卑到丧失了自我的地步。老师们大声训斥着自己的学生为什么没有创造性，可是学生在这教诲面前早不知所措了。何先生的话提醒青年人，一定要守住自己的独立性。要有挑战权威的精神，要在权威面前有不自惭形秽的坚挺自信。

关于历史人物

    书中写道：“1935年12月，以宋哲元为首在北京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是日本侵华的特殊产物，因为无论是国民党或日本那一方面来了，都不会有他的份。日本不过是利用他作为向‘特殊化’的过渡，如果真正国民党势力控制了，也不会要他这种非嫡系的旧式军阀。今天却为宋哲元送上一顶‘爱国将领’的桂冠，似乎很不实事求是。不应无视历史，‘爱国’一词不宜贬值。”（P53）这是多么硬朗的话语。他还说：“我们对宋哲元的痛恨绝不亚于对日本的痛恨。如果以大刀、水龙镇压‘一二·九’运动的宋哲元是爱国，难道‘一二·九’运动是卖国吗？尽管宋哲元后来并未做汉奸，但他的所作所为与‘爱国’相去甚远，如果不是他一味地妥协求全，北京、天津和河北不至于那么轻易地沦陷，等于拱手送人。”（P54）

    对闻一多，何先生说：“闻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彻底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P140）还说：“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我这么想。”（P141）

    何先生对吴晗的印象很不好。他举了三件事。一是作为二房东，经常赶人搬家，说是亲戚要来住，把房子收回去。（P153）二是跑警报时仓皇失态。何先生说：“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P154）三是教学上的问题。当时吴在教师中辈分很低，是个青年教师，也仿照着老教师的做法，给人一种妄自尊大的感觉。学生和他交涉，他一怒之下宣布罢教。解放后吴晗写检讨，总觉得他心里有个疙瘩，即“希望自己跻身名教授之列”。何先生对清华大学在解放后给吴晗立像大不满意，说：清华比他优秀的人多了，为什么偏偏给他立像？（P155）

关于历史精神

    《上学记》是一部回忆录，但不是一般的仅仅实录史料史实的回忆录。在阅读的时候，分明感到字里行间里灌注着一种坚不可摧的历史精神。我们的学术，我们的艺术，恕我直言，就缺乏一种历史精神。诸如一些回忆录里，回忆者在回忆的时候不免有粉饰、修饰、篡改乃至伪造之嫌。历史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就是对自己当时的感受的尊重，就是面对历史真实的负责的态度。何先生的笔下不仅如此，还特别重视历史细节的呈现。我不是说何先生的所说就一定得相信和接受，而是我相信他的所言没有违背自己的感受和判断。面对《西南联大校史》（北大出版社出版），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意，认为“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P189）再如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的纪念文字中，绝口不提历次“运动”。这些做法，在何先生看来，都是不合适和不应该的，也是不尊重历史的。

    为什么会这样？何先生给出一个善意的理解和回答。他说：“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P117）我想，文化传承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应该是把最真实的历史存在、历史精神、历史意识和个人真实的历史体验和感受传给后人，这样后人在承接先辈的文化遗产中才能有一个可靠的依凭。《上学记》属于个人回忆录作品，但她把作者真实的体验和感受记载下来，一个活生生的何先生的感受让我们读起来感到亲切和沟通。他把人与人之间当年的许多矛盾揭发出来，他把可能的历史壁垒凿孔打通，他给读者一个可以传递的历史感知。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足可以让后人望而却步。如果再加上人为的遮蔽和掩饰，真的进入历史将是何其难哉！何先生的直言不讳，给读者带来了福音。无论是闻一多、吴晗，还是宋哲元，无论是艾思奇，还是北大的校庆纪念，还有现实中的诸多现象，何先生就他的感受，发出了可贵的真实声音。因此，有理由期望何先生的《上班记》快快出版。

    作者单位：渭南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