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何其难

一

    人们常说的“实事求是”一词，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

    《汉书》第五十三卷“河间献王刘德传”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实事求是，据唐人颜师古注，即“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之意。

    欲求真是，必先得事实，这大概是有起码的认知经验和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知道的。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征诸古今史实，做不到的时候，怕倒是往往居多。

    而以“实录”为名目的史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的《明实录》中，曾收入《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简称《太祖实录》）。万斯同在《读〈洪武实录〉》一文中说：“高皇帝以神圣开基，其功烈固卓绝千古矣。乃天下既定之后，其杀戮之惨一何甚也？……盖自暴秦以后所绝无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谤，亦非人之所能掩也。乃我观《洪祖实录》，则此事一无见焉。”

    于是，他追问道：“纵曰为国讳恶，顾得为信史乎？”接着，又在指出了“琐屑之事”所记“累累不绝焉”之后，再诘问道：“是何暗于大而明于小，详于细而略于巨也？”最后，得出此书“君子即不观可也”的结论。

    鲁迅说，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不然的例证而已。

二

    启功是清代皇族后裔、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知道许多皇家掌故。他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曾根据自己的听闻谈道：雍正计有十子，长子早在乾隆出生的前七年即已死去，二、三、七、八、九、十子，皆夭折，六子过继给了别人。只有第四子弘历和第五子弘昼，有继承大统的可能。结果，弘历当了皇帝，即清高宗乾隆皇帝，弘昼只能被封为和亲王。

    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弘历和弘昼的关系十分复杂、微妙。生辰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只因弘昼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就决定了他们的兄弟关系及终身的君臣地位。影响他们复杂关系的，还有一个特殊背景。按清制，某后妃生了孩子，必须交给另外的后妃去抚养，目的是防止母子关系过于亲密，进而联合起来别有所图，甚至谋求皇位。和亲王系雍正耿氏妃所生，而抚养他的，则是乾隆的生母（雍正时被封为熹妃，乾隆即位后，禀雍正遗命，尊为孝圣宪皇太后）。而乾隆生下来之后，又由别人代为抚养。

    乾隆的生母，虽不是和亲王的生母，但因从小把和亲王抚养大，对其感情也就特别深，对他的喜爱，甚至远远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乾隆。乾隆长大后，自然很了解此种感情和这层关系，他当上皇帝以后，也就时时加以提防。因为他继承了皇位，生母就是皇太后，而太后在清朝是有很大权力的，甚至是废立大权。乾隆总担心太后因喜爱和亲王，会借故废掉自己，而立和亲王为帝。所以，就采取了极为审慎周密的措施：一方面，对太后十分恭敬，晨昏定省，礼仪上格外尊崇，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大报恩寺，为太后做寿；另一方面，到哪儿都带着太后，表面是向外界宣示母慈子孝，自己时刻侍奉于太后左右。实际上，是时时处处盯着她，隔断其与和亲王的联系。让给别人看着，究竟不如自己看着更放心、更踏实。

    《清史稿·后妃传》云：“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狝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与王大臣奉觞称庆。……庆典以次加隆。……先以上亲制诗文、书画，次则……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

    对“史”与“实”的抵牾之处，启功说道：“如果把‘奉太后’‘南巡、东巡’等解释为‘孝敬’，也许勉强可通，但‘狝木兰’就令人费解了。‘木兰’是满语‘吹哨引鹿’的意思，清朝皇帝常于每年秋率王公大臣到围场打猎习武，称‘木兰秋狝’，称其地为木兰围场。……显然，‘木兰秋狝’，就是当时的军事演习，这和太后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也非要带着她？而且非要等她病重后才把她送到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不明明是对太后存有疑虑，才时时带在身边吗？”（《启功口述历史》P12-1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清史稿》的有关记载，居然蒙骗过了现代著名学者王伯祥，他在《乾隆以来系年要录》里，对乾隆每天亲侍太后左右，两人如何母慈子孝，大书特书，作为“煞有介事的美谈”。了解“大孝子”乾隆真相的启功，为此书所作跋中有云：

    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明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騃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叶圣陶十分欣赏这段话，以为“此事可通读报章”。可见“实事求是”之难。

三

    当年，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时名为“卫星人民公社”），遵奉上边的旨意，为了“给人民公社争光”、“给党争光”，靠弄虚作假，放出了第一颗“高产卫星”，把10亩地麦子的收成11178斤，按2.9亩计算，平均亩产一下子就变成了3854斤，最后扣点麦余粒，按亩产3530斤上报。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题为“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亩9分小麦3530斤”的报道。配发的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致敬》，更是添油加醋、推波助澜，开头所引诗云：“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瞒报浮夸、欺骗舆论的极不正常的情况呢？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与会者讨论的中共中央将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已初步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构想。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此时的毛泽东“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在会上，毛泽东还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P369，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的秘书、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在发言中主张：“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道：“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则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的秘书手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说一不二，其他高级干部对党的领袖则亦步亦趋。为了赶英超美，中共中央相继提出并大规模实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号称“三面红旗”。而结果呢？1959-1961年，出现了全国性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河南，肯定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受宠若惊的吴芝圃，于是戟指发誓地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其后，河南的大跃进掀起了更大的浪潮，浮夸风在全省范围内猛烈刮起来。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出现在了中原大地上。然而，民众为此付出了极为巨大的代价。

    《河南日报》1960年的元旦社论，却仍号召持续跃进，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呜呼！

    挨着河南的安徽，也是重灾区。中央领导董必武到阜阳视察，省里事先做好部署，清理沿途死尸，把浮肿病人集中看管起来，不让董看到真实情况。全省的饥饿状况，一直被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捂着，既不向中央汇报，也不让群众说真话。毛泽东却很信任他，还派他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而一些敢于讲真话、实事求是的干部，如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等，则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反党集团”、“小脚女人”，遭到无情打击、残酷批斗，直至撤职、查办。

    我的故乡山东的范县，1958年秋也曾做出一个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大规划，提出3年内即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变成25个“新乐园”。“新乐园”什么样呢？“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十分欣赏，以为“是一首诗”。此规划印入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中，在党内广为传布。

    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赵健民，亲自到范县看过，发现当地搞的所谓共产主义完全是假的。他实事求是地向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反映情况，却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消职务，发配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到了1959年，范县的食堂就办不下去了，全县水肿病肆虐，饿死了不少人。

    “实事求是”，何其难也！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严重饥饿和死亡，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展望60年代》中，公开宣称农业生产遇到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再次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自然灾害的影响强调得更严重：“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而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作者金辉以国内一批著名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水文气象资料，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为基础，得出了“1959-1961年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的研究结论。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素华也指出：“1959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四

    半个世纪倏然而逝。这一页国人无论如何也难以忘怀的沉重历史，终于翻过去了。然而，追述起来，依然令人心魄为之战栗，感到愤怒而且悲哀。出生于山西农村的作家赵树理曾经说：“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眼下坊间书写近百年历史的书籍，也似乎颇不少了，但是，能够直面历史，真实地记载这段异常惨痛、荒谬和疯狂岁月的著作，简直是寥寥无几。

    殷鉴不远，宁不慎乎！

    听说，“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被刻在大大的石碑上，眼下矗立在京城一党校的校园里。自然，我是听说而已，并未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