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没有被批斗吗

    2010年7月3日羊城晚报B8版整版刊登了何砚话、沈平采写的文章《学生眼里——一个真实的陈寅恪》（以下简称《一个真实的陈寅恪》），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文中引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的说法，如：陈寅恪“文革”中没有被斗过；没有依据证明刘节代替陈寅恪挨斗；陈寅恪活得尊严，死得也尊严，等等。

    纪念文章是为纪念而作，上述这些说法却怎么也不像是为纪念而书。

    “文革”中陈寅恪未被批斗？

    “文革”浩劫，大学教授被批斗是很“正常”的事。以头号历史学术权威、教授的教授著称的陈寅恪先生，虽然久卧病榻，“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也是在劫难逃。针对陈先生目盲足跛、卧床不起等特点，红卫兵对其批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1、天天用寓所对过大钟楼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对陈先生作口诛笔伐的批斗；2、“革命群众”多次涌入陈家查抄并作面对面的训斥批斗。

    可是《一个真实的陈寅恪》文章中那位中山大学的胡守为教授却很肯定地说“陈先生没有被斗过”。身为党员的青年教师胡守为是1959年组织派给陈先生做助手的，在“文革”中要么他也受到冲击，要么“靠边站”，已不可能再待在陈先生身边了，那么他是凭什么那么斩钉截铁地证明陈先生没有被斗过？

    看看亲历者，陈先生的三位女儿怎么叙述这段历史的：

    待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来临，经过了抄家洗劫、批斗、逼迁、赶走女工和停发工资，只给几十元难以维持生活的“生活费”。（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撰《也同欢乐也同愁》，三联书店2010年4月，P274）

    “文革”伊始，父亲是校中首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革命群众”日夜随时可以闯入家中抄家。我家即经受多次红卫兵涌进家中，在室内、床头张贴大字报，高呼口号、质问、批斗；高音喇叭对着父母卧室窗户，喧嚣叫嚷终日不绝；令两位老人身心备受折磨。1968的一天，“有红卫兵来通知：明日要批斗陈寅恪，他不能走，就抬去现场，接受革命群众批判；届时来抬人，你们不得阻挠、拖延。”“第二天，……安排停当不久，突然有人来通知：现在暂不抬陈寅恪去现场，你们在家中仔细听好喇叭播放的批斗内容。小彭带着大口罩，去到大礼堂窗外，窥视里面批斗的情形，看见现场被斗者中山大学前党委书记冯乃超和教授刘节，分别跪在台上。”（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撰《缅怀刘节先生》，2010年7月22日《南方周末》）

    蒋天枢先生所记录的陈先生“文革”遭遇：1966年，

    旋即有多人从阳台爬进来，无法阻拦，他们又去开了大门，大量人涌进楼上，挤满一屋子人。大字报贴到床头上、门上，连大门外、校园中、树上都挂满大字报。先生心脏病情况开始恶化。（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P179）

    再看当事人刘节先生日记所记：1968年1月15日，

    上午斗陈寅恪、冯乃超，我去陪斗。（刘显曾编《刘节日记》，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下册，P557）

    蒋先生与刘先生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1927-1928年间他们是同时受业于陈先生的同学。[刘节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二期学生（1926-1928），蒋天枢为三期学生（1927-1929）]两位真正的历史家用白纸黑字记录了这段历史。刘先生当年写下的这则挨斗日记，是同类的当事人中绝无仅有的。当时真人真事的冒险实录，更是信史无疑。

    现在胡教授忽然有此一三言两语的“结论”，竟然把“文革”中陈先生被斗之事一笔勾销，令人十分惊讶！不知这位经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教授，因何原因，有什么证据，在42年后的今天要全盘否认、抹杀掉“文革”中陈先生挨斗之事？

    刘节没有代替陈寅恪挨斗？

    “文革”中刘节先生挺身而出代替卧病的陈寅恪先生挨斗，并大义凛然地回答红卫兵说 “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是我的光荣”，此事随着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北京1995年12月版）的热销而家喻户晓。刘先生尊师重道，从1950年代初期他任中大历史系主任的时候，就已经不怕引火烧身去保护老师了。当时他曾反对说：批判陈先生有如大兴文字狱。因此，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代替陈先生挨斗并引以为荣，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

    有人认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文学创作不可信。其实，最早以文字记录下这段历史的并不是陆健东。

    蒋天枢1979年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丁未年末，“红卫兵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P180）

    与《刘节日记》相互印证：1968年1月15日，“上午斗陈寅恪、冯乃超，我去陪斗。”这一天是丁未年腊月十六日，应即蒋先生所说的“丁未年末”的那一天。刘先生代替陈先生挨斗，应该就是此日。而刘先生为什么用隐晦之笔写下“我去陪斗”而不直接写“代斗”，也没有记下缺席批斗陈先生的详情，以及他回应红卫兵的话呢？刘先生解放后的日记简之又简，至“文革”日记最少时只得三个字，应该就是为了避免留下文字上的把柄吧。

    陈流求、陈美延两位女士发给温州市“刘景晨诞辰120周年暨刘节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2001年12月28日）的贺信中写道：“记得‘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应为1968年—笔者注）刘节先生曾代表先父陈寅恪去大会挨批斗，批斗者问他有何感想时，刘先生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得到的自然是一顿痛打。在当时的那种情势下，此事确使先父母及我们姐妹永远不能忘怀。而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刘节先生做人恪守的道德标准。”（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10月版，P5）

    《一个真实的陈寅恪》文中这位胡教授也同意“刘节是那样表示过”，可话锋一转，胡说“但最终是否代替陈先生挨斗了，并没有依据”！是他对刘先生的诚信有所怀疑吗？

    直至刘先生逝世（1977年），国家还处于未能拨乱反正的混沌之年，陈寅恪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说代斗光荣这样的话等于惹祸上身，而并非往脸上贴金的事。如果没有的事，刘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说？

    刘节先生一生不做欺心之事，不作违心之语。他是那个年代用生命抵抗一切威逼利诱，一生不批孔、不欺师的为数不多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刘先生忌日（7月21日）和冥寿（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今年为8月4日）前夕，一个他曾经的学生、下属，在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和解释的情况下这样怀疑他，情以何堪！

    陈寅恪死得尊严？

    在《一个真实的陈寅恪》文章中，另一位蔡鸿生教授说：“陈先生生活上得到照顾，学术上被批判，在精神上不会没有痛苦。”这应该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他又说“和同时代人相比，可以说他活得尊严，也死得尊严”，这就让听者感到非常别扭。同时代？和陈先生曾经工作生活过的香港，或者曾经准备前往工作、生活的英国的同时代的教授比如何？

    一个一生坚持独立和自由的意志，“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之际，仍然“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寅恪1964年撰《赠蒋秉南序》）的大知识分子，是不是有牛奶喝，次次都可分到鱼，拿着最高的工资，受到比内地其他教授为高的待遇（《一个真实的陈寅恪》）就应该感恩戴德乐不思蜀？

    闯入住所抄家、打人、贴大字报、要抬去大礼堂批斗；检查交代、专案调查、冻结工资和存款致生活困难；身边女儿被遣送“干校”，无人照顾两位沉疴之老人……这是蒋天枢先生三十多年前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记的陈家“文革”中的凄惨情形。

    子非鱼，安知鱼非乐？那么看看亲历者自己的感受到底是否“欢乐”，有没有尊严？

    “双亲寓居岭南二十载，……”（《也同欢乐也同愁》，P235），生活了二十年的广州对陈家只是“寓居”，并没有真正“家”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在‘文革’风暴中父母先后凄凉辞世。”（《也同欢乐也同愁》，P274）“凄凉”而非哀荣，是女儿们对父母逝世情形的形容。

    “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陈寅恪作《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为寿赋此酬谢》）是陈先生1957年秋生日时所作诗句。生日吉时吟出“埋骨”、“砍头”如此忌讳的诗句，陈先生的苦闷与愤懑到了怎么样的程度了！

    没有不受政治干扰教书做研究的自由，连选择自己日日相对的助手的自由都没有，对他来说才是最痛苦的事。到了“文革”，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多时间里，连物质照顾的“特权”也不复存在，批斗批到了床头，居然还说不是“漫漫长夜”，真不知“阳光”和“欢乐”（《一个真实的陈寅恪》原文：“事实上，晚年的陈寅恪并不是度过漫漫寒夜，其间也有阳光和欢乐。”）何在？

    要说比别人死得尊严，不知参照体是谁？难道陈先生没有像翦伯赞、老舍那样自杀而亡，没有在批斗会场被暴揍而毙，就算死得尊严，还应该去感谢谁谁谁？说“对于他最后几年的生活，更是曾惹来争议：一代大师，是在悲惨中逝去的吗？”这是文章作者在明知故问吧？

    《一个真实的陈寅恪》还提出了中山大学是否曾“有计划地迫害”陈寅恪的问题。谁说中大有计划地迫害陈先生？难道“有计划地迫害”不是中大而是另有其人？作者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就曾试图批倒陈先生，中大只是执行地。到了“文革”，对“腐朽的反动学术权威”生杀予夺根本是小事一桩。对于陈先生人生的最后20年，或批或保，都是政治的需要，并非针对陈先生一个人，也非一所大学所能决定。覆巢之下，安得完卵？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讨论的焦点不应该再放在个人悲情之有无和大小上面，而是以小见大地探究那段历史。

    真实的陈寅恪？

    这篇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文章的主要任务，似乎只在于澄清：澄清陈先生没有被虐待、没有被批斗、不曾被中大有计划地迫害；澄清陈先生精通十几国语言的说法不实；澄清“三不讲”（三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见《学生眼里—一个真实的陈寅恪》）是错的；澄清陈先生不去中央研究院，不去中科院历史二所任所长，只因想教书，与政治无关。这就是真实的陈寅恪？

    那么澄清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要拔高了陈寅恪，不要把陈寅恪“戏剧化、明星化、神化”，要回归一个文化的、学术的陈寅恪？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陈寅恪学问确实很大，向他学习治学就可以了。他的学问老百姓不懂，何必跟风起哄？似乎读不懂陈寅恪著作的普通国民就不配谈陈寅恪。

    中国历来将道德和文章相提并论，就是刘节先生说的，“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刘节《我之信条三则》，写于“文革”中。收入《刘节日记》）人们或许不懂陈先生写的什么，但是可以理解他的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只属于治学范畴，或者只囿于历史专业。人人皆谈陈寅恪，陈寅恪热，即使是不够学术、不够专业，真的那么可虑吗？我看，令人忧虑的反而是把学习陈寅恪先生学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导入到一条纯粹“术”的歪路上去。没有独立自由的精神和思想，就等于抽去了科学研究之精髓，就难免不会趋炎附势、曲学阿世，也不可能成就陈寅恪那样的伟大学者。

    （本文编辑 董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