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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0年10月07日 星期四

    并非无足轻重的补笔

    ——略谈新旧版《傅雷传》的“反右”叙事

    贺越明 《 博览群书 》( 2010年10月07日)

        还原传主特殊时期本来面目,增加了三篇傅雷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

        金梅先生的呕心之著《傅雷传》,于1993年6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继几度重印后,2009年1月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再版,前后相距达17年。这期间,另有几种傅雷先生的传记问世,但到目前为止,若论整体上的史料之丰富、内容之扎实、叙事之生动和论析之精当,还是以金著为上乘之作。尤其是新版,作者对几个章节作了修改,尤其是补写了一些内容,使这位著名翻译家、艺术评论家的生平行谊更接近历史真实,人物形象更丰满,因而也就更可信。这里,仅举有关1957年“反右”此一对傅雷后半生影响至巨的政治运动为例,探讨一下新版中对传主特殊经历所作补充的得失成败。

        为了反映傅雷在1957年的言行,旧版第三十一节“一声霹雳:终为赤子之心受累”,专门罗列了他该年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包括1月1日《闲话新年》、5月8日《大家砌的墙大家拆》、5月14日《为繁荣创作、提高出版物质量提供更好的条件》和5月17日《关于经理、编辑、选题计划的三点意见》,并通过阐述文章的内容,说明这些善意的建言和正确的观点后来竟成了他被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罪状,使人读来不能不觉出几分荒诞的况味。但是,传主在那之后发表的另外三篇文字却未被提及,它们分别是《比一比,想一想》(《文汇报》6月29日)、《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文汇报》7月6日)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解放日报》7月17日)。由于这个遗漏,读者从传记中便无法看到这位文化人在那个不平常的夏季的另一个侧面。

        1957年的夏季之所以“不平常”,是因为政治气候瞬息变化,一个月前还是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帮助执政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从6月起一变而为全党“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个月末,傅雷写下《比一比,想一想》一文,将解放前后对比作结:“总之,不比一比,显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显不出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感觉不到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显而易见,该文立场鲜明地表示了对正在展开的“反右”斗争的支持。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比之前6月14日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火力更猛,《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随即被公开点名,在劫难逃。不出几天,该报社外编委傅雷作为徐铸成的朋友,又写下《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一文,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说明在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与徐等人商谈过办报方针,他本人的看法是对官僚主义等的斗争不能操之过急,并说明这对他们是“暗中敲了一记警钟”;二是回顾他几次对徐就报纸在整风中的不适当做法提出批评,表明以正确的立场与右派及右派报纸划清界限;三是检讨他的思想觉悟不高,被右派分子引为同道而不自知,并进一步声明彼此的立场是不同的。十天后,傅雷再发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文,直斥当时被误报“要杀共产党”的“右派分子”葛佩琦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一丘之貉。集中来看,这几篇文章的论题一篇比一篇尖锐,语调也一篇比一篇激烈,无论是写作动机还是客观效果,都可以起到展现“左派”的立场,与已在舆论上被定为“右派”的友人划清界限的作用。在17年后问世的新版中,同题的第三十一节增补了有关这三篇文章的内容,有的还作了程度不同的引用,翔实地披露出传主不是仅仅被动地受到批判并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而是在运动初期有过主动地以“左派”自居揭发和批判“右派”的举动。事实上,从这三篇文章的内容看,即使称傅雷热诚地参加了“反右”斗争也不为过。而且,文中表露的思想感情,与此前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完全相同,充满了对领袖的爱戴、对执政党的拥护。其间,有无“自保”的成分,以求在这场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中平安过关?恐怕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应该不是主要的。傅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即使在次年年初被补戴“右派”帽子及一年后“摘帽”时也如此坚持。像他这样毫无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甚而连“腹诽”都没有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逃脱“扩大化”的命运,确实像是一出令人欷嘘的荒诞剧!新版这一节,好似给原本有缺憾的人物像添加了并非无足轻重的补笔,较为全面地描述了这位文化人在特殊时期的心路历程和行为逻辑。更重要的,是还原了传主这段特殊经历的本来面目。

        技术处理用心良苦,留下遗憾,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

        需要提出的是,新版补写有关傅雷这三篇文章的内容时,作了用心良苦的技术处理,一是对有的文章只提题目而未作内容引用,如《比一比,想一想》;二是将本是传主揭发的讯息用作对其那一时期言行的介绍,亦即置换了材料的性质和用途,如《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三是引用时有所保留,如文中痛责徐铸成“是有阴谋的,有集团的,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等等,均略而不引。这种选择性引用或屏蔽,足以淡化这些文章尤其是后两篇的火药味。取舍之间,反映了作者仍然存有“为尊者讳”的意图,而其实是大可不必的。这三篇文章,与传主的其它著述一并收入《傅雷文集(文艺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体现了文集编者对历史负责的姿态,也使有心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傅雷的读者不难检读。

        可以说,新版虽然补写了传主的三篇特殊之作,却未能作出全面的引用和准确的解读。而且,其中一文具有明显的揭发作用,作者将之称为“表态性文章”,连“揭发”的字眼也不曾采用,似要避免有损传主的美好形象,实乃多余的曲加回护,反而限制了对“反右”开始后传主内心的准确揭示和深入评析。傅雷那种表面上看似“落井下石”的行为,正是他在那个时空环境里的唯一选择,是一种既自觉又无奈的选择。实际上,历史呈现的事实更为丰富而吊诡。其时,一方面是傅雷在报端撰文揭发、指斥徐铸成的“右派”言行,另一方面徐铸成也在不同时间、场合揭发和责问傅雷。据徐本人的回忆录以及当年的报纸报道,7月5日前某天,徐在北京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询问平素与谁来往较多时承认与傅雷时相过从;7月5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徐交代受傅雷的思想影响不少(巧合的是,次日《文汇报》上刊出傅雷的《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经不住政治高压,在京、沪两地同时揭发了对方);8月22日,徐的长文《我的反党罪行》在报上刊出,其中有一段专讲“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可以想见,彼此的揭发,必定会给对方带来伤害,因为这等于向运动主事者及参加者提供了更多的“右派”罪证。30年后,徐铸成在《“阳谋”亲历记》一文中回忆事情经过时,特别提到傅雷可能因他的交代而要受牵连,“自己追悔莫及”。已在“文革”初期因不堪凌辱而和妻子一同自缢的傅雷如若有知,想必也会发出同样的“追悔”。

        以今日的眼光看,傅、徐二位在那个特定时期的作为,确实使人格有亏,形象蒙污,很容易让后人不解甚至反感。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起的历次政治运动,矛头所向,大都对准带着资产阶级“原罪”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化人。每当一场政治风暴刮起时,每个人因为身份、地位、处境尤其是危机感的差异,会对之产生不同的认知和反应,于是便衍生出种种令人或可歌可泣、或啼笑皆非、或大惑不解、或深恶痛绝的情节。他们当中,出于自保的目的和前途的考量,不要说同事、友朋之间揭发、批判成为常态,就是夫妻反目、父子绝情亦比比皆是,那种政治与人性的博弈,实非经历过炼狱般煎熬的人所能想象和体会!为老一辈文化人立传,其中难免涉及的一个方面,正是其平时与同道如何交往,而一旦进入政治生命存亡之际彼此又怎样互动。能否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写好这方面的内容,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课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部传记作品的优劣。平心而论,傅、徐的作为在其时其境中并不“出格”,只是未能“免俗”而已。如若作者能够据实写来,和盘托出,必定有助于更清晰地梳理传主在那个时期的思想脉络,也多少能使读者从中窥见人性的嬗变和扭曲,进而体悟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群体所承载的政治高压之沉重。

        约在10年前,媒体上曾议论过当代文学史上的“修改本现象”,所举事例大都是作者因为政治形势变迁而不得不对旧作进行修改,如小说《红日》删除了一些爱情描写,传记《欧阳海之歌》则将主人公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改成是批判这本政治读物,等等;而后来形势再变,出新版时则又改了回去。有关爱情描写的删存尚可理解,而同一事实在新版中改得截然相反,就成为笑话了。当然,像《傅雷传》的作者这样,为了提高作品本身的质量而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是无可厚非且完全必要的。1991年11月5日,金梅先生在旧版“后记”中说:“写作这部传记,前后经历了将近十年。”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传记初稿在河南省《名人传记》杂志上连载后,得到了传主哲嗣——傅敏先生的热情肯定,并提供了大量未曾公开的原始材料,以供我进一步补充、修改之用。”那么,为何傅雷的三篇“反右”文章在旧版中未见述及,更无一语引用呢?到2008年中秋,他在新版“自序(修订本)”中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既有意重印这本传记,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将全书修订一遍,补充了一部分先前未曾见过,或是虽曾见过而被忽略,被粗疏地处理了的史料,也改正了初版本中不够准确的一些描述。”按照这一说法,新版补充的傅雷“反右”文章,“或是虽曾见过而被忽略,被粗疏地处理了的史料”。可是,尽管新版就此作了很重要的补写,朝着历史的真实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但因为未能透彻地写出传主与“右派”友人在关键时刻的特殊互动,还是给全书留下了一处遗憾,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这部传记作品的历史厚重感。这十多年来,随着对历史真相的披露和反思更为深入,对名人包括领袖人物的记述和评价也更为全面,甚至出现了对文化老人中所谓“告密”、“卧底”的往事追述,显示传记著述的禁忌越来越少。故此,《傅雷传》新版的遗憾,应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归咎于政治的形格势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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