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宋词审稿笔记》出版想到的

痛惜王仲闻先生

    看到《书品》今年第一期中华书局版《全宋词审稿笔记》出版的消息，真是感慨万端。因为，这部书的两位撰注者——王仲闻先生、唐圭璋先生，他们已经不能亲睹自己曾辛勤劳作出的结晶、享受那精神的收获了。

    至于说到王仲闻先生，此前只看到过沈玉成先生等少许的纪念文章，现在《书品》又刊登了陈尚君先生的书评，且标题是《逆境中成就大事业》，而副标题中又赫然标出“纪念王仲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不由心里一惊——可不是么？四十年矣！而王先生生前所遭遇到的所谓“逆境”，今天阅读此书的青年读者会想象得到么？

    陈尚君先生在文章中说：王仲闻先生生前曾遭“特务嫌疑”和“右派”（“不宣布”的“右派”）的“桂冠”。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可惜文章中没有具体说明。笔者曾在撰写《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一书（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时，无意中查到一些相关的材料，可以聊补一二如下。

    原来王仲闻先生幼年时深受父亲王国维的影响和熏陶，他又喜爱古典文学，可是因为父亲死后家里贫困，中学未毕业即进了上海的邮局参加工作。他在业余仍潜心词学，并与词家夏承焘、唐圭璋诸先生时相往来。然而，王仲闻当年供职的邮局，正是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和蒋介石重新上台（下野后赴日本与宋美龄结婚，得到西方和日本的支持，继返国重新登台）之后大搞集权统治之时由国民党“中统”掌控的机构，而彼时鲁迅在上海通过多次通信，也渐渐“发现”了国民党实行“邮检”的“秘密”。你想，这一情节，在沧桑鼎革之后，一旦置换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即便王仲闻当年不过只是一名小职员，在那严苛的政治运动中，恐怕也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矣，于是，所谓“特务嫌疑”，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了。

    1949年以后，王仲闻从上海被调任北京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后又下放为邮局营业员，至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乃至被迫退职。其时，王仲闻正是身处“逆境”，却依然治学不倦，他整理多年的研究心得，陆续出版了《南唐二主词校订》、《诗人玉屑（校勘）》、《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订）》等，并编成《李清照集校注》等，一时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后经人推荐，在中华书局编辑部为“临时工”，从事古籍的校订工作，这可以说是他的“归队”。据当年与他共事的人回忆：王仲闻博闻强记，熟悉古籍，尤精于诗词、笔记及宋代文物，每有所问，对答如流，因此有“宋朝人”之称。他还为唐圭璋编辑的《全宋词》加以补编，且费时四年之久（于1965年出版），但却不能署名。“文革”爆发后，王仲闻即被解雇，复遭猛烈冲击，其中一条原因即是他曾担任过国民党“中统”掌控的上海邮政局的职员，因此，大概就是“国民党特务”了。王仲闻走投无路，遂效其父，投昆明湖，却未能死；继又仰药，于1969年含冤自尽。

    王仲闻身后，尚有《读词识小》、《唐五代词新编》两部手稿，也因此蒙受损失而不存，据说其中20多万字的《读词识小》是王仲闻的精心之作，曾由钱锺书先生审稿，被“文化泰山”的钱锺书许之为“奇书”，不幸遭劫，闻者惜之。

文化世家消亡的感慨

    以上是由王仲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以及《全宋词审稿笔记》的出版有感而发的涂鸦，同时又由王氏父子的隔代悲惨命运联想到如今人们经常喟叹的所谓“文化世家”的消亡，不由再想感慨一番。

    许多人喟叹从前的所谓“文化世家”如今大多消亡不存矣，记得一些报刊还讨论过这种文化现象以及其何以竟消失的原因等等，比如时代精神的丕变、学者学养条件的不存，等等。总之，似乎是一桩令人感慨和让人凭吊的事情，所谓历史演变的严酷，由这一个窗口，也竟可以窥出些许的“风景”来。却说浙江海宁王氏“文化世家”吧，王国维先生以及其先世不论，王国维身后呢，其生前共有两位夫人，并与之生有八个孩子（六男二女），即王潜明、王仲闻、王贞明、王纪明、王东明、王登明等，王国维生前对儿女的将来有过考虑，大概是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即从事学问要吃许多苦，所谓“君子固穷”之类；何况时局不宁，要写些文字，不免可能会惹祸。于是，他打算让他的孩子们从事一些“形而下”的行当，也就是拥有“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不需依靠家庭或其它条件。因此，王国维在世时，就吩咐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三子去考铁路，等等，果然其后辈一一如其所愿，各安其分，各守其行。

    王国维在世时，其长子王潜明因病已去世（因此王国维与儿女亲家的浙江上虞罗振玉有了隔阂），到了王国维故去之后，他的几位较年长的孩子已经开始出外工作，剩下的四个孩子就随母亲回到了海宁老家中，此后又分布在北京、福建、昆明等地，各自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次子王仲闻在北京邮局工作，六子王登明在上海第一医院任讲师，至于三子王贞明、四子王纪明、长女王东明，则在国共决战之际带着他们的妹妹和母亲去了台湾，后来又居住在高雄，现在只剩下王东明一人在世（？）。至于大陆，据说王国维的五子王慈明仍然健在，不过已是接近百岁的高龄了。他退休前是四川成都量具刃具厂的总工程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今天我们纪念王仲闻先生，是因为有《全宋词审稿笔记》的出版，然而，我们又无法不有一点“遗憾”，就是王国维先生的后代，除了王仲闻先生，竟无一涉足其父亲所曾关怀的领域，以致海宁王氏“文化世家”竟由此告终，而且这种势头如今更是疯长——以笔者孤陋寡闻的见闻，似乎文史领域的大家，大概只有邓广铭先生等极少有家传（如邓小南女士）。若论原因，则已不是当年王国维先生所虑，而是更为可怕的“市场经济”等诸多因素矣！可慨也夫！

    当然了，换一个场景，如王仲闻先生当年若能谨记父训，仍然老老实实在邮局里卖邮票，他可能就会与他的弟弟王慈明一样，也可以活到八九十岁，不会碰到什么“逆境”了。由此说来，王国维先生当年为子女的考虑真是洞若观火，切中肯綮呀。

    一个是历史的悲伤和遗憾，一个是现实的焦虑和遗憾。

    在全球化时代，在“富之”之后如何进入“教之”（《论语》）的阶段，以及我们如何获得我们民族的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看来真是“任重道远”呵。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