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次写蒋复璁（字美如，号慰堂）老师，是1990年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斯机构（Smithsonian）作研究。文章发表在台湾《新生报》。转眼间，20年过去，那家报纸已经没有了。
蒋老师在台湾做过中央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我上他的课，是史学系的博士课程。他教我们“版本目录学”，地点在故宫博物院宿舍。学期结束，他都要请我们吃饭，那是一件大事。
大约30年前，蒋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在于不谦虚”。当时我对这句话，没有什么了解。但是这种话少有人说，也就印象深刻，记到现在。30年后，这句话我有了体会，对老师更加佩服，更有无限的感念。
在中国，儒家一直是知识界的主导学派；知识分子自然也多所遵循其传统教化。儒家的基本形象，大概可以用“温良恭俭让”几个字形容。这几个字可以代表孔子的形象，也可以代表儒家的形象。换句话讲，儒家是以谦恭有礼的谦谦君子形象著称。但是，《史记》上却记载，两千五百年前当孔子见老子的时候，老子劈头就说他“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孔子回去对他的学生说：今天我看见龙了！表示他对老子的佩服。
老子为什么说孔子骄傲呢？儒家不是在行为上要求谦虚有礼吗？老子的说法必有其深义，他绝对不是说孔子的言行举止骄傲；如果他说孔子的言行举止骄傲，那是与孔子形象完全相反的事情。老子在说什么呢？
儒家由孔子开其宗。孔子个人有一种气味，而影响到整个儒家风格；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固执态度。这种态度，并不是在社会上蔑视习惯礼数，所谓的没有礼貌；而是骄傲地面对自己的存在及命运。在老子的立场，他认为这种态度完全不实际，没有用，所以他说“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老子说孔子骄傲，是说孔子面对自己的存在及命运时不谦虚；是说孔子以为主观和客观可以相对抗，理想和现实可以相对抗的态度不谦虚。老子出于一片好意，表示不要活得太辛苦了。孔子也受教，但是他做不到！否则他也不必说老子是龙；龙代表千变万化、可望不可及。
孔子到了一定年龄，个性也有所改变。例如他说“五十而知天命”，司马迁也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可见50岁以后的孔子，渐渐知道天命难违；知道主、客观间的互动与妥协，是人生常态。《易经》是强调主、客观变化，而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完全相反的学问。孔子注意《易经》，表示他对存在与命运的骄傲有了转变。他开始对存在与命运有了谦卑的感觉，他终于了解老子要他谦虚是什么意思。他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那句话，非但谦卑且有忏悔的意思。孔子不再年轻气盛。
虽然如此，辛苦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仍然是儒家的主轴精神。子贡是这样，所谓“赐不受命”；孔子家乡的人也是这样，所谓“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后世的孟子、荀子以至世世代代的儒家信徒都是这样；对于个人的存在不谦虚、对于命运不谦虚。这种不谦虚，孟子表现得最激烈，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老子说孔子的“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就是这种“舍我其谁”的骄傲。以个人而言，“我”之于社会中，何其渺小；抱持着绝对的高人一等心态，与整个社会相计较，何其痛苦？以社会而言，若是人人都怀抱“舍我其谁”的心态，相互纷争，社会何其混乱？这种骄傲不是为人处事上的、礼貌上的骄傲；而是过分地以自我为中心，过分自尊的表现。这种心态若是不得控制，便走上狂妄自大的路；所谓“狂简”。这是老子批评孔子的原因，也是两千多年来，儒家信徒的痛苦根源。
儒家自汉代起，成为中国的法定学术。印度佛教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也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有好多派别，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很大；以佛教的立场而言，那种差异称之为因缘说法。而各种派别间，最能够为中国知识界接受的，自然要说到禅宗。
中国佛教有八大宗派的说法，除了天台、法相、三论、华严四门以外，密、净土、律、禅是专门讲如何解脱修行的法门。这四个解脱修行法门中，禅宗最能够与中国原有的老、庄思想相结合。同时因为禅宗不讲鬼神，与其说它是宗教不如说它是哲学。这种介于宗教与哲学间的思想，很受中国知识分子青睐。魏晋清谈，固然可以说已有禅宗影子，唐宋以后的知识分子，谈禅更是普遍。宋代理学混合儒、释、道三家，那释的部分不涉鬼神，便以禅宗为主。明代王阳明建立心学，也是名义上遥接孟子“求其放心”之旨以为儒学延续，实际上禅味十足。否则王氏末流泰州学派，也不会得“狂禅”之名了。
禅宗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大，而禅宗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要将禅宗与其它宗派作个比较了。禅宗所以不像宗教，因为它非常强调自修，也就是认为人可以因为修行而成佛。唐代六祖慧能到黄梅见五祖弘忍时候，二人的对话，把禅宗的风格表露无遗。五祖说：“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立刻顶他一句“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六祖这句“惟求作佛”把话讲得很清楚：不做和尚，不做罗汉，不做菩萨，只要作佛；其它都是“余物”——剩下的东西！这种精神的涌现，似乎又见儒家孟子那种“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的凌厉气势。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更是能够和“惟求作佛”千古辉映，不过一个要成圣，一个要作佛。
就宗教而言，要作佛虽然是大气魄，但是要作佛是苦的。这个苦处并非过程辛苦之苦，而是它与宗教的基本功能背道而驰。宗教很简单，它的存在目的是予人安慰；通过对于一种未知而不得求证的信仰，让全能者赐予保护与希望。但是要作佛，却是通过修行，让自己变成那个虚无飘渺的全能者。既然要做全能者，可以因为修行而变成全能者，那么，所有全能者能够给予人的安慰，便都因此而消失了（因为，自己即是那个想象中的全能者）。这是禅宗作佛之苦，它的苦与儒家那种要成圣的苦一样：因为对存在与命运的骄傲，导致现实上与精神上的磨难。
宋代禅宗五派之一，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寿禅师在《四料简》上说得好：“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禅宗修持加上净土宗修持，好像老虎有了角一样厉害）什么意思呢？原来净土是要上西天，而礼拜阿弥陀佛的。延寿禅师希望禅子们除了一心作佛之外还要念佛礼佛，希望禅子们除了自参自修外，还要对佛菩萨表示一定的尊敬，表现一定的谦卑。进而明白人定胜天固然不错，但是天助自助又未尝不好？除去自我修持，让佛菩萨加持、帮助有什么不好？既然信佛，何必拒佛于千里之外？去掉这种无意义的骄傲与固执，才是成佛之道。
孔子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和永明延寿的“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是儒家与禅宗领袖的真心法语，无上忏悔。然而，千年过去了，儒家依然慷慨激昂，禅宗依然慷慨激昂；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因为慷慨激昂而苦恼。因为，面对存在及命运时的不谦虚，是一种最大的苦恼根源。
蒋老师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在于不谦虚”，是一种深刻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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