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格先生编著的《水旱蝗汤悲歌》，以史学工作者的眼光，哲学工作者的睿智，文学工作者的笔触，档案学工作者的理性思维，真实、客观地描摹了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满含深情地讴歌了中原儿女不畏强暴、不惧神威、坚忍不拔、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水旱蝗汤悲歌》放弃了其它带有鲜明倾向性的史料记载形式，情有独钟地选择了档案资料作为经纬主体，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仿佛每幅图表，每行数字都反映着时代的沧桑，记录下了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因书中所选用的资料，大多出自基层政府普通工作人员之手，所描所绘都是原生态的，更接近“现实”；又因为这些资料的制作者，都来自生产、生活的第一线，有许多人甚至还是某个具体事件的亲身经历和亲自参与者，耳闻目睹，整个过程和人物都烂熟于心，是最具有发言权的；所以，它们很少有人工雕凿的痕迹，一切皆出自“自然”，源于生活的实质。
这本书通过统计图表和阿拉伯数字来再现“水旱蝗汤”给中原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展现了中原人民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所发挥出来的智慧。
一
这本书还原了一些长期被误读和误解的历史“真实”。
编著者在《导言》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对水灾、旱灾、蝗灾，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如今，人们的认识和看法都是基本相同的。
而独对“汤灾”的定义发生了分歧，不少学者认为“汤”应为“趟”。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土匪横行，被视为“土匪的王国”，而土匪又被称为“趟将”，由于语音区分不清造成文字记录的错误、误将“趟”写成了“汤”。这种说法究竟正确与否，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宽泛地讲，“汤”灾，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是民国时期兵灾、匪灾的一个统称，都是人为原因所造成的灾难。
编著者在这里所言，虽然没有明确地肯定“汤”就是“趟”的误读和误解，但从这本书第四章“汤灾”所选录的档案资料来看，不少学者所认为的“汤”应为“趟”之误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
汤恩伯是1940年入主中原地区的，立足未稳，河南便遭遇了民国三十一年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这是《河南灾情实况》一书“序”中所言，又云：“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据调查此次旱灾饿死者达二百二十万人。真乃人间空前浩劫。”事实上，据《河南灾情实况》中的统计附录所记，这次旱灾导致河南死亡人数多达三百余万。
更为可悲可恨可憎的是，尽管河南人民已经因旱灾，绝大部分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徘徊，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却熟视无睹，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并没有因“旱灾”而减去分毫。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所言：“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繁多的苛捐杂税，不仅使基层灾民无力承担，甚至是国民党政府最基层的官员也无法承担，以致他们外逃躲避，甚至选择死亡。
多灾多难，导致千里赤地“白骨盈野”、“饿殍遍地”。
落后愚昧的乡民村夫，无力怨天，只能尤人，而千夫所指、万人痛骂的自然是地方的军政首脑——大名鼎鼎的“中原王”汤恩伯。
无可否认，汤恩伯入主中原之初收编土匪、流氓及旧军阀，也是导致人们视“汤”为灾害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朱连法先生在《民国上将汤恩伯》一书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客观，道出了汤恩伯收编杂牌部队及土匪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本来，汤恩伯的野战军军风整肃，军纪严明是毋庸置疑的。比如第13军行军时，每连纵队均有一军官手持“执行革命军纪”的小旗，压阵于后，专门负责督管军风。然而，收降了众多军纪松懈的杂牌部队之后，部队素质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在河南收编的游杂部队与反正伪军，纷纷打起“汤氏”旗号为害乡里。民风强悍的河南之地，民间武装在大战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百姓本不堪其苦。收编之后，这些游杂部队依然难以驾驭，常常滋事生非，鱼肉乡民。而这些帐，则一概记到了汤恩伯的头上。
河南省档案局馆藏的有关“汤”灾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指匪患。
二
《水旱蝗汤悲歌》揭秘了一些尘封半个多世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寇铁蹄的长驱直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水代兵”的军事斗争策略，在郑州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大堤，企图水淹日军，苟延残喘于一时。
滔天巨浪，滚滚洪流，虽然暂时阻挡住了侵华日军南下的步伐，但它给中原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却是用任何语言和文字都无法表达的。
黄水所到之处，沃野成沼泽，村庄变废墟，数百万鲜活的生命顷刻间被吞噬，上千万的乡亲顿时失去家园，丧失土地，在战火中东奔西突，饥寒交迫，承受着人世间任何民族都未曾遭遇过的痛苦和折磨。
抗战8年，黄泛区人民在死亡线上徘徊了8年，吃尽了人间的苦和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围绕黄河花园口复堤问题，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政府展开了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激烈交锋。
代表着祖国前途和希望的中国共产党人，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时刻牢记人民的福祉就是自己奋斗的目标。在黄河花园口复堤问题上顾大局，讲团结，重民生，求实效，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耐性，令人由衷地感到敬佩和爱戴。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完全不看黄河决堤8年后所形成的生态环境，置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贸然开工，使其重归故道”。
如果完全按照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复堤”方案实行，势必会引发更多处的决口，造成不可想象的新水患；而如果强烈反对，则会致数以百万计的黄泛区人民仍不能摆脱黄水泛滥之苦，难以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享受抗战胜利的喜悦。基于上述诸多原因，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同意堵口，使黄河重归故道，让豫皖苏黄泛区的人民群众能够早日脱离苦海，重建家园；另一方面则又提出了先整修故道黄河大堤，迁移故道河床居民而后堵口的主张。
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考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合理主张并未充分采纳，仍一意孤行，冒天下之大不韪。
为此，国共双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这本书披露的“开封协议”、“荷泽协议”、“南京协议”、“上海会谈”、“邯郸会谈”等档案资料，向世人揭示了双方围绕黄河花园口复堤进行斗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国民党官僚阶层的腐败贪婪，都在这一份份无声的记录里得到了一览无余的展现。
三
“水旱蝗汤”危害中原的悲剧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但认真探讨产生这一悲剧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无论是学术价值，或是现实意义，或是档案学的功能，都可谓是很明显的。
造成“水旱蝗汤”一同闹中原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政府无能，基础设施落后等人为的主观原因。编著者在《导言》中的一段话，就要言不烦地论述了产生“水旱蝗汤”悲剧的主客观原因。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河南灾害，无论频度、广度、还是强度，都要超过其他省份。而致灾原因，则是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从自然原因来看，地域气候特征引发了自然灾害的发生。河南地处中纬度地带，南北气候在此过渡，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各种自然灾害十分严重。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破坏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理，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其次，就社会原因而言，腐败的政府，落后的公共设施，不仅直接导致了匪灾、战灾，而且还引发水灾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如1929年、1930年发生在中原的新军阀混战，不仅直接引发了战灾、兵灾，而且加剧了匪灾。1938年的“花园口事件”是人为原因造成的黄河决口，结果导致数百公里范围内的良田变成了黄泛区。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灾民大量外出逃荒，黄泛区内大量土地长期处于荒芜状态。1942年大旱发生之后，又加剧了这种状况。所谓“旱极生蝗”，黄泛区内开始发生蝗灾。由于防治不力，再加上有利于蝗虫滋生蔓延的生态环境，最终导致蝗灾在1943年大暴发。国民党政府救助不力，日军烧杀抢掠，水、旱、蝗等自然灾害频发，天灾与人祸交织使灾后余生的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编著者的分析是中肯的，所下的结论应该是准确可信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不失为一家之言。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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