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历史成为负担。这是尼采的告诫。而美国之所以选择先进的民主模式来治理国家，固然缘于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等人的超前理念、过人胆识和天才设计；但民主政治能够在美利坚这块沃土上扎根，并得到发扬和不断完善，则主要是因为美利坚没有历史包袱。
美洲本来是印第安人生息繁衍的家园，白人势力入侵后，他们相中这一块富饶的黄金之国，便赖着不走了。这些美利坚的新人本质上都是客人，客人与客人之间的身份是对等的，他们驱逐主人后，用各自实力瓜分了主人留下的财产。强烈渴求秩序的精明的客人们明白相互间持久暴力是不能持久的，容易两败俱伤。为了确保自己对抢来财产的所有权（后来约翰·亚当斯说：“财产权必须得到保护，否则自由就不可能存在。”），面对共同的敌人——印第安主人，他们形成了严格的私有财产观念并且认定“面对公共事务，社会比个人强”，于是他们需要相互间订立攻守同盟，订立契约。契约精神是民主的核心。
早在1620年11月11日，海上飘荡66天之久的“五月花”号即将在陌生的新大陆靠岸。新大陆，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他们上岸定居之后未来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的，当时也许无人能够准确地预料。这时候船停了下来，船上的成年男子开始议论：我们将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依靠什么？领袖的权威？军队的威力？还是国王的恩赐？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再上岸。发言十分激烈，有权参加讨论的是船上41名成年男子，最后他们决定共同签署一份公约，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为了国王和祖国的名誉，我们这些签名的人，作为爱尔兰统治者以及护教者詹姆斯一世国王的忠诚臣民，将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此，在上帝以及我们各自的面前，严肃地定下相互契约。依据该契约，我们自愿结成一个民众自治团体，据此来保证大家共同的安全，并实现上述目的；今后，在认为符合殖民地一般幸福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制定公平正义的法令法规，制定宪法，组建公职机构，并且，我们宣誓将服从这些法律和公职。
这41位男子在牛皮纸质的约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翻译成中文，不足300字。然而，信仰、自愿、自治、法规、公平……这些关键词几乎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可以不夸张地说，美国几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这短短的几百字之上。
1802年，在当年“天路客”登陆的朴茨茅斯，约翰·亚当斯于一年一度的“先祖日”庆典上发表演讲，他把《五月花号公约》看成是美国民主之花盛开的前奏，“这则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
探险美洲有着激烈的宗教和政治背景。1630-1660年的30年中，英格兰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政治论战和政治实验，1640年英格兰国王和议会之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终。在论战过程中，共享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得到充分讨论。在美洲的很多殖民者参与了讨论，他们多是带有独立见解，有着根深蒂固地从自己立场出发思考问题的习惯。远隔重洋的王国政府无力把胳臂伸得太远，他们也天然继承了这个政治实验成果。
在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家，君主政体没有多大意义。杰斐逊说：美国人“摆脱君主政体，就像脱掉旧装穿上新衣服一样轻松自如”。人人都有资格过上最好的生活，只要他们努力工作，人往高处走不仅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还是令人钦佩的。艾比尼泽鲍德温说：“我们当中没有平民百姓这种玩意儿，在虚荣和时尚之间，这一品种被彻底消灭了。”白人社会里不存在贵族阶级，也没有严格的最底层，未来向他们开放，每个人都向上爬。不愿安分守己可能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持续不断的流动性瓦解了定居的社会，赶走了等级制，助长了平等的假说。殖民者们到新大陆上普遍组建“小政府”，通过议会和选举来治理公共事务。空口无凭，大家相约的事情要写下来，美洲的殖民地史无前例地形成了一系列成文宪法。《康涅狄格基本法》是全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有一部成文宪法使得此后美洲殖民地议会明显比英格兰议会更进一步。
大量涌入北美的客人们，有些迫于贫困，有些出于好奇，有些是为了摆脱追杀和牢狱之灾，有些是怀着一夜暴富的投机者和冒险家，也有最真挚、最虔诚的一部分，他们以传播福音为其主要的工作范围。就是这些传播福音者也来自法国、德国、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士等不同国情的欧洲各地，他们认识到宗教和知识的源泉在母国被弄脏了，他们代表各种宗教流派来追求自由、筹谋一方净土，把新大陆建为“山上的城”。几个不同的新教团体脱颖而出：日内瓦和荷兰的加尔文教派、英格兰的英国国教、德国北部的路德教会，他们满怀感激之情，感谢上帝让他们脱离了欧洲的贫困和压迫，幸福地进入了新的乐土，他们要在同一块大陆上和平共处，必须学会相互宽容。第一个宗教宽容法案，是1649年马里兰大议会通过的《宽容法案》，该法案不仅确立自由信奉宗教的原则，而且使得对他人宗教使用敌意语言成为一种犯罪。这个令人惊讶的法案把各种宗教派别的更多流亡者成批带到美洲。
1719年荷兰归正会的德国牧师领导了一系列的培灵会，强调“虔诚主义”，通过一种圣洁的生活而不去操心折磨17世纪的教条之争，这直接推进了美洲从乡村开始的“大觉醒运动”。宗教是启蒙之友。大觉醒运动也是一场启蒙运动。他们接受了培根、洛克的理性主义精神，认为真理要从《圣经》中自己去寻找，去分享上帝的仁爱和激情，爱是宗教体验的本质。因此大觉醒的人们更珍视个人的体验，不强调礼拜仪式的正确性，不强调教区的边界，贬低神职人员的个人权威。
当这些殖民者受到英国政府无理干涉的时候，他们便又联合起来组成大陆会议，讨论对策。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他们被允许与母国就两个民族之间的恰当关系展开争论的话。不幸的是，英国王权政府还不了解新大陆就随便决策，颟顸地堵死了这个通道，他们侮辱来谈判的富兰克林。经过战争的美国开国元勋们深深接受这个教训：话语选择，比武器来说是更好的选择，也是代价最低的选择。
所以独立革命胜利后，关于联邦宪法得到了全民而充分的讨论，用富兰克林的话说，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帕特利克·亨利、约翰·汉考克、塞缪尔·亚当斯、埃德蒙·伦道夫、乔治·克林顿、理查德·亨利·李，乔治·梅森，担心新的大政府很快会落入特殊利益集团之手。本来对通过联邦宪法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但他们提出具体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对拒绝之外选择什么，无法取得一致。可是战争期间，小政府运转艰难，要不是华盛顿的坚韧、勤勉和协调能力，根本难以支撑。这是教训。另，如果联邦宪法通过了，人们期待华盛顿被召回重新担当大任，他会阻止权利的滥用，就像他曾经在政府缺乏权力的时候做得一样好。众所周知，华盛顿赞成批准宪法，富兰克林也支持宪法通过，所以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约翰·马歇尔、詹姆斯·威尔逊等联邦主义者们最后占了上风。
第二次制宪会议中除了种植园主、土地所有者、商人、大学毕业生，还有其最重要的成分——律师。律师和种植园主、商人不同，他们没有既得利益要不断促进，因此成为公共利益的基石，成为天生的统治精英。汉密尔顿认为：州立法机关，由种植园主、商人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占支配地位是自然的，也无可非议，但国会应该律师占支配地位。州代表地方利益，联邦国会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在两者间调停。这也是富兰克林的一贯思想。麦迪逊在讨论联邦宪法时，建议把“宗教宽容”改为“宗教信仰自由”。他还在宪法中引进普选的概念，提出全国性政府应该直接作用于人民，他的权力应该直接来自人民。他创造了“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这个庄严的概念。麦迪逊和詹姆斯·威尔逊强调选举和代议制是美国民主区别于雅典和罗马的古老法则。
约翰·汉考克、塞缪尔·亚当斯两个重量级的反联邦主义者盘踞的马萨诸塞州，最后提出拟定一份权利法案作为附加条款，以通过联邦宪法。尽管宪法是由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弄出来的，但它的讨论和批准是公开的，最后是由普通百姓决定的。
联邦宪法被采用之后，使用的民主和政治平等得到切实体现，州和联邦的立法团体的代表有的是农夫，有的是铁匠，有的是屠夫，当然也有数学家和律师。做代表不需要特别的天才。承认每个人都有资格过最好的生活，到让他们参与到政府管理的权利，只是一步之遥。像农夫、乡绅这些词被淘汰，代之以“公民”。加图说：“一件事对公众来说是好是坏，普通百姓是最好的法官。”杰斐逊相信：“向一个农夫和教授提同一个问题，前者常常解决得更好，因为他不会被人为的规则领入歧途。”“启蒙无知者，解放被奴役者”。这种平等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把教育权放在了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的前面。无论是华盛顿、富兰克林还是杰斐逊、麦迪逊和亚当斯都认定宗教、道德、知识对好的政府和人类福祉都是必不可少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手段应该永远得到鼓励。
一群严肃认真、有判断力，以一种实用主义精神聚集起来的人们，讨论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优劣，讨论如何让政府不陷入特殊利益集团的手里，也讨论如何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宪法在批准过程中，引发公众对这个问题反复展开大争论，这公众的政治争论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教育。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观点趋同：“每个人都应该被假设为流氓，在他所有的行动中，除了个人利益，没有任何其他目标。我们必须根据这个利益来统治他，并借助这种利益让他和公共利益合作，尽管他的贪婪和野心永不餍足。”约翰·亚当斯说：“造就绅士的，既非出身，亦非特权，而是教育。”亚当斯的父亲是一个粗鲁无文的农夫，他本人则通过在哈佛上学成为一个绅士。勇于承担责任的汉密尔顿本是个被无良父亲抛弃的私生子，他通过在国王学院学习，成为同时代最有锋芒的律师之一。正是教育才会把这些新生的州联盟和共和结构和民主内容打造成和平发展的火车头。
众望所归的华盛顿在总统任内发现，权力还是分散更好，他把所有主要政治派别都网络旗下。他一直强调联邦宪法是以民主的方式创立并被人民自由讨论而后采用的，人民当然要遵守，代表民意的政府更应该遵守，所有事情上，行政部门都必须服从宪法。美国因此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本来总统是唯一一位由全体国民选举出来的官员，这种道德的合法性其实给新生共和国的首脑赋予了令人生畏的潜在权力，正是华盛顿的自我约束和良好判断给美国民主带来一个幸运的起点。杰斐逊曾评价说：“华盛顿一个人的节制和美德，很可能防止了这场革命像其他大多数革命一样，以颠覆它原本打算建立的自由而告终。”
民主带来最大的人类福祉多半是其他民族所不曾享受的，美国人幸运地选择了它，并享受了它，今天美利坚合众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强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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