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1日 Wed

范子烨:我对先秦文学与文化抱持仰视心态

《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11日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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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版:家园
中华读书报 2026年11月11日 Wed
2026年11月11日

范子烨:我对先秦文学与文化抱持仰视心态

  【枕边书系列之328】 

  主持:宋庄 

  您的《世说新语研究》和《中古文人生活研究》都是在早些年完成的,能回忆一下早年的阅读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世说新语》的?

  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是我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副产品。我最初接触的《世说新语》是一个笔记文选本一部分,那就是吕叔湘先生的《笔记文选读》,书中选注了19则“世说”故事,而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是吕先生对这部名著的点评:“其书记魏晋间事,尤详于渡江以后;以‘德行’‘言语’等别为三十六门,一事多者百余言,少或十余字。着墨不多,而一代人物,百年风尚,历历如睹,盖善于即事见人,所谓传神阿堵者。后世轶闻琐语之书,殆无不受其影响……,然鲜有能与临川原作抗手者。今世言文学,尚性格之描绘,是则此书固宜膺上选也。”那时我正在读初三。在大学本科阶段,我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世说”原著(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本,王先谦校订),包括梁朝学者刘孝标的注释。1986年,我在《求是学刊》第4期发表了《论〈世说新语〉的语言美》一文,这一年我23岁,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主要师从王梦白(伯英)先生,算是正式步入学术界。

  您读得最多的书是《世说新语》吗?不同年龄、不同心境下读同一则故事,感受是否也有变化?有没有哪则故事,您现在的理解与年轻时截然不同?

  范子烨:《世说新语》是我研究的重要作品之一,自然比较熟悉。确实,青年时代读“世说”和中年以后读“世说”的感觉差别很大。例如,对宗白华先生在1941年发表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一文,我过去一向钦佩,视为学术经典。但是,现在看来,“世说”也揭露了晋人的丑与恶。由美到丑,由褒到贬,是这部书最重要的内在肌理和编纂原则。所以,牟宗三先生的《才性与玄理》拨开魏晋名士辞藻绮丽的表层,直抵魏晋思想的义理本源,并重点彰显其道德之缺失,就更为深刻;而美国著名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教授称“世说”为“魏晋人性的百科全书”,也是比较科学的评价。

  中古文学研究讲究“知人论世”,离不开史书和杂传。您的阅读是怎样的方法?带着“找材料”的目的去翻,还是也会像读小说一样被人物命运吸引?

  范子烨:我是通读有关中古的“二史八书”的,1991-1994年攻读博士学位时已经完成相关阅读,并且写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后来《晋书》和《宋书》我又读了多遍,同时我的史部阅读还上溯到“前四史”,《史记》与《汉书》也读过多遍。读这些史书是研究中古文学的前提,不读六朝史,则不懂六朝诗和诗人,例如,陶渊明和谢灵运这两位诗人,其真实的历史情况可能与后世的认知有很大差异。

  您有什么特殊的阅读习惯吗?又如何看待电子文献和数据库对中古文学研究的影响?

  范子烨:我有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我早年曾经在北京一家公司担任电子工程师,参加过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电子化工程,还编过一种全文检索版《古代繁难文字字库》,现在学术界的一些朋友还在使用。基于这种背景,我对电子文献和相关的检索手段以及现在的AI技术都很有兴趣,也非常熟悉,常常在学术研究中加以利用。但是,电脑永远代替不了人脑,我读书还是读纸质书,不读电子书。

  您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多位前辈学者。读书方法上有谁对您影响较大?

  范子烨: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期间,有三位先生对我有较大影响,他们是我的导师霍松林教授、高海夫教授和黄永年教授。霍师侧重古典文学的原典精读与背诵涵泳,博专结合,熟读诗词古文,重视文本的艺术感受力。他主张读书、札记与写作三者并行,讲究对作品的审美体悟,培养了我的文学鉴赏眼光,也包括我从事旧体诗词创作的基本能力。高师主攻魏晋唐宋散文,治学重思辨、重文本细读。他不强调书目,而是带着我们逐篇精读诗文,辨析义理与文章脉络,训练读集部文献的能力,既要看训诂,更要体察行文潜气。黄师专门给研究生系统开过治学必读书目,不是简单罗列经典,而是区分“入门门径书”“基本原典”和“前沿典范论著”,也就是后来他的《古文献学四讲》《史部要籍概述》中的那套治学体系。他的读书核心主张有两点:第一,“眼高手低”,即眼界一定要先要拉高,优先读一流学者的一流著作;第二,多读常见书,从基础原典入手,不要一味追逐稀见新材料。很多问题,就在常见正史、子部典籍之中。同时,他要求学生学习版本和校勘知识,分清文物性善本与学术性善本,读书不能只看重宋元旧刻的文物价值,更要看文本校勘质量,这一点对我研读“世说”启发很大,例如,明代嘉趣堂本“世说”就比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宋本“世说”好得多。

  王瑶先生对钱理群先生说过,做学问要“有所不读”。在信息过载的今天,中古文学研究者该如何建立自己的“不读清单”?

  范子烨:王瑶先生所说的做学问“要有所不读”,核心不是偷懒,而是划定边界,守住核心原典与核心问题,不被泛漫材料、次生文献裹挟。他本人治中古文学,深谙中古文献总量大、杂史轶事、类书、伪书以及后出评注层累繁多的特点。放到今天信息过载、数据库随手检索的环境,中古文学研究者的“不读清单”,不是固定书目,而是一套判断原则与分层拒读清单。以古籍类为例,以下四类我是不读的:后世改编、节选、评点类衍生著作,如《世说新语补》,明清大量“世说”评点本以及诗话中关于魏晋人物的随笔感想;伪书,即后世依托中古的伪托文献;类书中摘抄的中古文献片段,类书是检索工具,能不把类书当作原典系统阅读,只用来作为辑佚、核对异文的参考;再就是次要方志、晚出地方传说,多是后代附会,不能拿来作为核心证据的文献我也基本不读。

  有什么书对您的学术道路影响最大?

  范子烨:在众多著作里,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对我学术道路影响最深,也正是这本书,最早激发我想要围绕《世说新语》撰作专著的念头。初读此书,是在黄永年先生的课上。按照黄先生的指引,余先生的《笺疏》把“世说”的轶事放回晋宋之际的史料网络,以史证事,辨析传闻,区分轶事与史实,对刘孝标注、后世版本异文甚至历代曲解,一一剖判。它不只是一部古籍校注,更是中古士风、人物史的综合研究。其次是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先生讲中古文人、清谈与文风,兼顾文学与社会,又教会我如何节制材料并守住问题,避免泛泛而谈。

  您有枕边书吗?

  范子烨:我的枕边常备三种书:《诗经》《楚辞》《庄子》。我对先秦文学与文化,始终抱持一种仰视的心态。先秦是华夏文明的原创时代,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源头。《诗经》是先民情志的乐歌,《楚辞》是孤高的君子人格表达,《庄子》是对生命边界的玄思,其间自有神圣感与崇高感。而对秦汉及其以后的文学,我更多是平视,有时甚至带一点俯视。大体上,秦汉而下的文体、思想和人格范式,大多是在先秦奠定的框架里延展和流变,后世很少再见到像屈原那样将个体生命、道义与家国之痛熔铸一体的伟大人格。什么是诗人?诗人就是永远被流放的人,写诗就是殉道,就是一种受难的方式。这就是屈原的意义。后世当然有好文章、好诗人,有精巧的文辞、成熟的技法,但与那种文明初创期的原始崇高、精神的本源性相比,已经是渐行渐远了。

  能谈谈您为了研究“啸”,写《自然的亲证:啸音与乐诗研究》这本书,专门读过哪些音乐、声学乃至人类学方面的书吗?

  范子烨:我阅读了很多跨学科著作:音乐史方面以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为基础;声学方面参考吴宗济《实验语音学概要》,厘清啸的发声机理;同时借助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著作,理解啸作为身体文化实践的属性。其中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令我豁然开朗。伊利亚德让我看到,啸的本源是人与天地交感的身体技术,魏晋士人是将这套古老的身体实践转化为士人的精神表达。由此打通了啸从原始仪式到中古文人乐诗的演变脉络,也确立了全书“自然的亲证”这一核心立意。

  如果有机会组织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古今中外的朋友,您会邀请谁?

  范子烨:若是能有这样一场雅集,我想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优先邀约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六位高人。东方这边,想请孔子、庄子与屈原;西方,则邀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独选轴心时代,也和我一贯的阅读立场相通:这是文明原创、精神立基的时代;而后世两千多年的思考、文章和人格范式,大多是从这一时期的提问与回答里生长出来的。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一座无人岛,您会带哪三本?

  范子烨:《诗经》《楚辞》《庄子》。它们是华夏文明原创时代的经典,是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这几部本源大书相比,我过去研究的《世说新语》《陶渊明集》等等,只能算是文人小品了。它们固然值得钻研,却属于后世的流变。在孤岛这样的处境,我更需要源头性的经典来支撑内心。当然,鲁滨逊是不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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