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示榜文与明代地方社会治理之智

■翟金明
以文书行政为重要方式的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及其实践,由来已久。先秦时期有了文书行政的萌芽。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文书行政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文书的种类划分、制度规定、运作程序都较为完善,为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文书行政和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
文书行政的规范和执行,可以实现政令畅通,加强古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告示、榜文是古代文书行政的一类,名称虽异,其实则一,属于官府向公众明示的公文书。与一般的行政文书只在国家各级机构中运行不同,告示、榜文面向公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公众进行道德教化、制度告诫、法律规范的作用。在信息传播技术不发达的传统社会,它是官府公布政令、上情下达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考察国家权力运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切入点。
刘涛所著《告示榜文与明代社会治理》,从告示榜文与明代社会治理这一角度切入,研究内容兼跨传播学和社会治理学的双重范畴。作者指出,作为政治传播的一种媒介,告示榜文在促进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扬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基层百姓的教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一判断,本书将告示榜文置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灾荒等多重历史场景下展开考察,广泛搜罗官方政典史料、地方施政记录、明代档案文书、官箴书、公牍、文集、笔记小说、地方志与碑刻材料,把零散分散的各类告示榜文史料整合为逻辑连贯、脉络完整的研究体系。
本书追根溯源,对明代以前告示榜文的发展源流以及先秦至明代告示榜文传播媒介的演进历程进行了考证和勾勒,从明代告示榜文的“发布传播”“内容格式”和“刊布场所”三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展示出明代告示榜文发布主体广泛、格式体例规范、内容功能全面的特点,勾勒了告示榜文在明代公共权力运作、社会信息传播等方面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不仅如此,具体到吏弊防治、赋役征收、社会教化、基层秩序、恤民之政等五个维度,明代告示榜文在制度设计、实际运行、成效评价等治理实践领域,也并非仅仅停留在文本的约定,而是显示了建立在互动层面的治理逻辑。当然,从古至今,国家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从来都不是单一文书行政能够实现的。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文书行政需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但很多时候也显示出滞后性和理想化,在这种情况下,告示榜文或者对社会治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或者徒为具文。如果是后者,则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失效,此时可能需要另一种非常手段的到来。
本书借用空间社会学视角,揭示明代告示榜文“立体化的传播网络”。明代告示榜文的刊布场所极为广阔,上至京师皇城、下至官署衙门、学校、驿递、仓场、市镇、乡村、寺庙、边关、隘口、山林等各个场域空间,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各地,严密而立体的信息传播网络。立足治理实践,阐释告示榜文丰富多元的社会治理功能。通过一系列有特色的个案和地方官员的大量实践活动,本书考察了告示榜文与明代社会治理的关系,系统分析告示榜文在明代各类基层政务中的实践形态,梳理其整肃胥吏弊病、规范赋役运作、推行道德教化、维系乡里秩序、实施荒政恤民等事务的具体实践。书中记述地方官员颁行各类禁约告示,以此约束胥吏贪赃扰民、违法用权;展现告示榜文公开赋役规则、清查土地户口、革除赋役积弊的施政过程;以《卧碑文》为代表,讨论告示榜文对地方学校的管控作用,以及官府依托告示移风易俗、革除民间不良习俗的治理路径;同时梳理告示榜文用于缉抚盗贼、劝课农桑,以及开展乡里治理的实施方式;还阐释了灾荒发生时,官府利用告示榜文向民间传递勘灾核灾、蠲免赈济、招抚流民等荒政指令,打通政策下达到民间的传播渠道,全方位展现告示榜文作为官民沟通纽带,深度嵌入明代基层治理实务的历史面貌。
秉持辩证审视立场,深刻揭示明代告示榜文存在的“虚文化”问题。借助明人刘懋、谢肇淛、李濂等人的记载,对告示榜文“徒为具文”问题进行了猛烈批评。著名山人王稚登曾毫不客气地嘲讽道:“庖之拙者则椒料多,匠之拙者则箍钉多,官之拙者则文告多。”明人佘自强则在《治谱》中云:“每见四方于新官到任,数日内便有品评……多出告示谓之告示官”,对喜欢出告示而不问落地成效的官员进行了尖锐批评和辛辣讽刺。
总之,国家通过告示榜文,将中央和地方联系起来,将官方政令、法令,以及国家意志传递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由告示榜文所构筑的传播与社会治理体系表明,明代国家权力已深度渗透至州县以下的乡里社会。
整体而言,刘涛此书以“告示榜文”为切入点,打通政治传播与基层社会治理,既还原明代国家借助公文书向下传导权力的运行逻辑,又不回避制度设计与现实执行之间的矛盾,正视告示榜文虚文泛滥的历史问题,为理解明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开辟出新的观察角度。著作搜集史料广博,跨学科方法运用纯熟,不仅推进了告示榜文的系统性研究,其呈现的制度理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张力,也可为后世基层治理的历史镜鉴提供思考资源。当然,部分议题仍留有继续拓展的余地:例如,普通民众识字率有限,告示榜文张贴之后,口头宣讲、乡约传布这些二次传播过程如何展开;不同地域之间告示榜文执行力度的区域差异,尚有进一步深挖的空间。但瑕不掩瑜,该书仍然是明代社会治理研究领域值得细读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