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江：这次我们要谈的书，可能有点复杂，但是这种类型的书相当符合我的阅读趣味。说起来，很多早年成名的学者，都会有这样的晚年岁月——自己的学术思想或观点，随着时代的演进和自己的进一步思考，有了新的发展，因而希望自己能够在早年成名作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会用几十年的时间，去酝酿、构思那部想象中的更上层楼的著作，但是直到去世，那部想象中的更上层楼之作却始终未能完工，留给后人的是半成品的书稿。其中又有一部分幸运者，其半成品书稿会得到后来的研究者的悉心整理和深入研究，但是更多人的未完成书稿则湮灭消失在故纸堆中了。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 Kuhn）就是一个这样的幸运者。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出版于1962年，直到他1996年去世，有34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库恩一直在酝酿、准备和撰写他的更上层楼的下一部著作。这部拟议中的著作最初被定名为《词语与世界：科学发展的演化观点》（Words and Worlds: An Evolutionary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1989年库恩还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申请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项目资助，用的就是这个书名，而且资助申请还获得了批准。

　　但是后来不知为何库恩放弃了这个获得资助的项目书名，这部未完成的著作遂被定名为《世界的多重性：一种科学发展的演化理论》（The Plurality of Worlds: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本书主要由这部未完成书稿和库恩的两篇重要演讲组成，还包括了整理者波雅娜·梅拉德诺维奇（B. Mladenovic）撰写的相关说明。

　　刘：正如你所说，库恩是这样一位幸运者，当然他也确实值得成为这样的幸运者。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除了直接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科之外，它的影响几乎遍及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除了“科学革命”的概念之外，他独创的概念，诸如常规科学、范式、危机、不可通约性等，也在各领域中成为被普遍使用的语词。

　　然而，随着成功而来的是各种延伸的解读和争议，库恩一直对许多解读并不赞同，认为那并非是他的本意，并一直奋斗在各种辩解、回应、澄清中，也一直力图在他认为是其理论最核心的框架下继续完善其理论。但直到去世，他的这一宏愿终未能实现，只留下了不完整的遗稿。不过也正因你所说的幸运，梅拉德诺维奇根据各种材料（包括仍未公开的材料）整理出版的这本遗作，成为重新思考和认识库恩其人其学说的重要文献。

　　关于此书的书名，就值得展开谈谈。你曾提到这部未完成的著作最初的定名和后来的改名，如果认真读下来，我倒是觉得原来的书名似乎更为贴切。实际上，整本遗作全书的英文原名是The Last Writings of Thomas S. Kuhn: Incommensurabiity in Science, 直译的话，大致应是《库恩最后的著作集：科学中的不可通约性》。这种将“不可通约性”放在书名中的作法，我以为是非常达意的。

　　但我们注意到，最新出版的遗作集简体中译本，书名是《科学革命的深化与重构：库恩遗作集》，其实在这部遗作中，科学革命已不再是论述的核心，甚至连这个概念都几乎不被专门提起了。而2024年出版的台湾傅大为和王道环的译本，书名则是《世界是复数的：孔恩的最后著作集》。无论是遗作全书的书名，还是其中未完成的书稿的书名，这种不同的译名也反映了人们对这部遗作重点的不同看法。

　　江：我觉得目前两个中译本的书名，都不如直译英文原名更为理想，比如译成《科学的不可通约性：库恩遗作集》。简体字版封面上印有Incommensurabiity in Science，这正是库恩希望在书名中强调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讨论文本本身了。例如，下面这个问题就相当吸引我：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曾说：“尽管世界没有随着范式的改变而改变，但科学家此后会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工作。”梅拉德诺维奇认为，当库恩这样说时“完全意识到这一主张的悖论性质”，这就牵涉到实在论和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了。

　　从表面上看，当我们接受范式理论时，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似乎可以搁置，但实际上这样的搁置是自欺欺人。哥白尼革命——先假定真的有这样的革命——之后，作为外部世界的宇宙，当然没有瞬间从地心变成日心。然而如果我们认定“宇宙本来就是日心的”，这不仅不符合今天的科学认知，而且我们就必须是一个实在论者。但梅拉德诺维奇却明确表示：“库恩既不是传统的实在论者，也不是传统的建构论者”。

　　那库恩到底是一个什么论者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梅拉德诺维奇说：“《世界的多重性》的最后一章要回答自《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一直盘踞在库恩心中的两个问题：真实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样的？如果不与真实的世界一致，又是什么赋予了真理在科学中的基本功能？”被这样两个问题盘踞在心中数十年，足见库恩确实不是传统的实在论者。

　　刘：的确如你所说，我也认为《科学的不可通约性：库恩遗作集》这个书名更为准确地反映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至于你提到的“库恩到底是一个什么论者”的问题，也确实很值得探讨。实在论其实又有诸多不同的流派，但某种实在论的立场又是库恩哲学的底色，就像梅拉德诺维奇判断的，“他相信世界是独立于心智的”。除了实在论之外，何为真理，也是库恩所纠结并要说明的重要概念。

　　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正如梅拉德诺维奇注意到的，库恩是拒绝真理符合论的，而且对他考虑过的所有其他的真理理论也都不满意。他认为应该拒绝“走近真理是科学的目标”的观点，“科学信念越来越接近真实世界本质”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但他对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又抱有着坚定的信念。在这样诸多的哲学约束之下，要提出令人满意的理论，挑战显然是巨大的，这就导致了此书编者得出“库恩生前未能清晰阐述一种新的真理理论，并让这种理论在他的科学哲学中发挥作用”的结论。

　　按遗作集编者之见，库恩的哲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属于“成熟的库恩哲学”或“晚期库恩”阶段。我们这里讨论的这本书，就是位于这一阶段的未完成之作，它显然与早期库恩关心的重点问题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这个晚期阶段，在库恩生前发表的论文“《结构》之后的路”中，就曾透露他计划中的著作“主要针对的目标是诸如合理性、相对主义，尤其是实在论和真理这些问题……不可通约性必定是关于科学知识的所有历史观、发展观或进化观中的根本要素”。这样的描述与我们看到的这本书非常相符。正是在这种以不可通约性为核心的研究中，库恩转向对语言、词汇表（过去常被译为“词典”）、分类等概念的详细分析讨论。

　　江：我说说我读库恩这部《世界的多重性》遗稿时的两个感觉。

　　第一个感觉是，库恩的思想，离传统实在论确实相当遥远。他在遗稿的“概要”中开宗明义表示：“本书回归到《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核心观点和未解决的问题。这两部作品都认为，将科学家视为真实世界的客观真理的追求者的观念是内在矛盾的。”可是在我们熟悉的传统实在论教义中，“真实世界”“客观真理”都是毫无疑问的，科学家无不以追求“真实世界的客观真理”为己任，在许多科学家心目中，此事不存在任何矛盾。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获的共识，当我们讨论库恩理论时，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实际上是难以被搁置的。“概要”中第九章的标题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世界”，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惜现在的遗稿只到第六章。

　　第二个感觉是，库恩相当自负——这里没有任何批评他的意思。例如，他在遗稿中回顾说：“半个世纪前，我开始思考这类问题时，没有任何已有的有关概念及其意义的理论与我的思考相容。”这完全是一幅遗世独立、天马行空的开创者画像。在开卷语的结尾处他宣称：“是时候拉开帷幕了。”更是大宗师口吻。我这种感觉当然是文学性的，库恩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地位是否当得起他的自负，当然可以讨论，不过他的自负确实增加了我的阅读快感。

　　刘：你的第二点感觉，还是很个人化的。当然，说他是大宗师，以及他在科学哲学和其他各领域具有广泛而且深刻的影响，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

　　库恩真的是一直在认真负责地思考和研究，否则也不会到其去世前仍未最终完成这本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他为之持续奋斗了几十年的专著。他也确实对前著的理论进行重构，在坚持科学合理性、进步本质的前提下，将核心问题转向对不可通约性的关注。在历史案例的启发下，从语言学入手，讨论人们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物和人工物的分类，与之相关的、结构化的词汇表，以及人们对相同“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在历史情境中实践中的科学家如何以某种“双语能力”来对之理解、比较、解释和选择，在对词汇表中概念和认识的讨论中参照、引用了大量来自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以科学的证据来支撑其有关人类形成概念的能力，如此等等。

　　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铺垫和打基础。最遗憾的，就是库恩未能在他做好所有准备之后走到最后一步，从没有完成的第七章开始，只有他留下（并由编者重构）的遗著的概要。当然，究竟是这条路无法走通，还是仍留下了继续前行的可能，只能由读者来判断了。

　　虽未看到我们所期待的全新科学哲学理论，但仍可提及此书的科学编史学意义。库恩延续了从《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始的那种对历史的关注，强调“科学知识是历史的产物”，而且作为其讨论的出发点和基础，他对以往多次谈及的亚里士多德、伏打和普朗克的历史案例越来越深入详细的分析，虽依旧基本上在反辉格模式中，但这种更精细具体的历史分析及理解方式，对于中国科学史界，还是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