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从川西懋功地区开始北上。

　　1935年9月间，部队经由毛儿盖进入草地。走到阿坝后，张国焘拒绝北上，坚持南下，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不顾党中央、毛主席以及朱德总司令、刘伯承等同志的再三劝导，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分队伍，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儿盖、懋功，向川康边的宝兴、天全、芦山一带退却。

　　草地行军本来非常艰苦，而我们这次是第二次过草地，更是苦不堪言。特别是时值深秋，缺衣少食，掉队的人员日渐增多，冻死、饿死的也不少。到天全、芦山后，部队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本想攻打成都，但这时敌主力——薛岳的部队入川，与四川军阀刘湘配合，我军遭到了顽强抵抗，部队损失严重。困难越来越大，指战员思想混乱，怨声四起。正当进退两难的时候，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北出草地，通过腊子口，进入甘南，胜利到达陕北，打来电报要朱德总司令、刘伯承等同志再次劝导张国焘率军北上。这一胜利消息，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只有“团结一致，北上抗日”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在这一形势下，为了迅速提高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和管理教育部队的本领，引导大家再次爬过雪山、越过草地，走上党中央、毛主席所指引的“团结一致，北上抗日”的正确道路，朱德总司令、刘伯承等领导同志提议，经总部批准，于1935年10月在卓克基成立了红军大学。

　　为了加强对红军大学的领导，总部指派刘伯承同志兼任校长，张宗逊同志负责教学组织工作。陈伯钧、彭绍辉、郭天民等同志任军事教员，黄志勇等同志任政治教员。第一期设有高干科（队）、政治科（队），学员有三百多人。

　　1936年1月，在天全又成立了政治连，皮定均同志任连长，黄志勇同志任指导员，我担任支部书记兼一区队长。连里的学员大都是从各军抽调来的支部书记和少数排长。学制为半年。

　　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最大的特点是：边走、边打、边教、边学。

　　“走”，那是大家的主课，翻山越岭，涉水过河，可以说差不多每天都是在行军中度过的，随之也就出现了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行军、宿营、警戒以及思想问题要解决。“打”，就是随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战斗，要打各种不同的敌人，如山地战、河川战、隘路战、麻雀战；打步兵，打骑兵，打反动地方武装等。在刘伯承同志亲自指导和教员的讲授帮助下，研究和总结怎样走、怎样打。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学习内容，既生动又具体，既实用又实际。

　　回忆当时的学习生活，真是体现了刘伯承同志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和“教员讲课多示范，学员学习多操练”的教学方法；做到了“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下面就我所记起的几次主要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做一些扼要的叙述。

　　1936年1月初，政治连开学。开学的第一课就是由皮定均、黄志勇同志传达刘伯承同志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与教学计划，阐明学习目的、意义和方法。我记得，当时刘伯承同志根据红军的思想情况与斗争实际以及今后的需要，给我们设置了政治、军事、部队管理教育等课程。政治课主要学习红军的性质、任务和目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民族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军事课主要学习平地战、河川战、隘路战、山地战、麻雀战等战术，以及打骑兵的方法。部队管理教育课主要学习怎样带兵、养兵和练兵，以及学习在雪山草地等恶劣自然条件下行军、宿营、警戒等方面的知识。

　　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学习“红军的性质、任务和目的”，实际上是讲红军为什么要“团结一致，北上抗日”。在讨论中，大家自然而然地谈到我们目前的处境和前途。有的说，我们在川康地区转了将近一年，枪支、弹药得不到补充，吃的穿的和医药用品又非常缺乏，这样长期下去那怎么得了！有的说，我们红军绝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在气候严寒、天气多变的川康高原实在待不下去。还有的说，我们过去作战在南方，大多是起伏地带，学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胜敌人的办法。如今这里大多是崇山峻岭，峡谷激流，敌人不仅有国民党军主力、地方杂牌军，还有少数民族反动头人的武装。我们不仅要对付敌人的步兵，还要对付骑兵。不改变过去的那一套打法，怎么能打败敌人，保存自己呢？党支部和教员根据这些思想认识，进行正面的启发、引导，并向我们反复讲解全国革命形势和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所有这一切，无形之中让我们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北上抗日才是正确的。当然，那时我们还是在张国焘的领导下，不敢大胆明说而已。

　　在刘伯承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在天全我们学习军事地形课，主要给我们讲红军北上要经过的地区的军事地形及注意事项。一是讲主要的高山大川的名称及其概况；二是讲重要关隘、险要地段及其特点；三是讲雪山和草地的气候及其变化规律：四是讲沿途少数民族的情况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五是讲沿途反动武装的情况及其兵力部署；六是讲重要的城镇及其在军事上的作用；七是讲沿途的物产及其分布；等等。学完之后，我们对北上途中将要遇到的情况和问题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在天全的张家湾，黄志勇同志给我们讲政治课——军民团结、官兵团结等问题。他针对红四方面军内部存在军阀残余的缺点，重点讲解官兵团结、上下级团结的重要性。我记得，讲课时，他还引用刘伯承同志经常给我们讲的“拳头不能打在工农阶级兄弟身上”“官兵团结心连心，黄土变成金”的道理，启发我们要做到爱护战士、尊重战士；只有这样，战士才会拥护干部、体贴干部。这样，我们的红军就会结成钢铁般的集体。

　　在将要进入藏民聚居区的时候，我们重点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学习了藏族人民的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并学会了几句日常应用的藏话。我们刚进入藏民聚居区时，由于受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他们对我们抱有戒心。一开始，他们不接近我们，也不卖东西给我们，后来由于我们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有时用刚学到的几句简单藏话向他们宣传，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后，便主动借房子给我们住，卖东西给我们吃和用，有的还能给我们带路。当然，更重要的宣传工作是领导派专人去做的，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具体接触到的个别事情。

　　我记得，为了及早做好过草地的粮食准备工作，刘伯承同志还给我们讲过有关筹粮的方法及其重要性的课。讲完之后，他还组织我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比性讨论，题目是：“我们过草地，是要枪，还是要粮？”讨论中，有的说，枪重要，枪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没有枪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有的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有枪也扛不动，更谈不上行军打仗。还有的说，我们上一次南下过草地，战斗伤亡不多，饿死的不少，我看还是粮食重要。通过讨论，大家进一步懂得了筹粮的重要性，教员便给我们讲筹粮的办法和注意事项。在红军大学里，类似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在丹巴准备过大雪山时，领导组织我们专门学习有关高山行军、宿营等知识，并发动我们总结前一次爬雪山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得出以下重要经验：每天上午8点至11点为过山的最好时机，其他时间则天气变幻无常。此外，还要多穿衣服，带好辣椒、生姜和雨具，整理好鞋袜，组织好互助等，以便防风、防雪、防雹、防滑倒、防疾病。

　　到了道孚后，我们开始学习怎样攻打反动武装守备的寨子。教员讲完后，便组织我们去攻占一个很大的反动喇嘛寺，以便更好地巩固所学的知识，可惜扑了个空，那些反动武装喇嘛都跑光了。在返回学校的途中，我们想在一个山沟的畜牧场里借宿。但是，场主没同意，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便一面准备武力攻打，一面喊话宣传。后来，还是喊话宣传起了作用，场主留我们住了一夜，还卖给我们一些牛和羊。当然，我们如数给了他们一些藏币（银圆）。

　　快要进入草地的时候，在刘伯承同志的指导下，学校里举办了织毛衣、打草鞋、搭帐篷、挖野菜、烧牛粪等四五个短训班，每个班派两三个人前去学习，学完后再回来教大家。我们全连每个人便都很快地完成了准备一套半毛衣、三双草鞋的任务。在道孚、炉霍这些地方，因为有牛羊，所以织毛衣用的毛不难找。只是打草鞋用的麻却难找，我们就把破衣服、破布头撕成条，搓成绳，当麻打草鞋。以后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我们就用牛、马尾巴上的长毛搓成绳来打。到了炉霍，便发展成把牛皮割成打草鞋用的长条，再用绳子系起来，便成了很结实的牛皮草鞋。办短训班，在红军大学也是一种常用的教学方法，凡是需要广泛发动群众、迅速完成的任务，一般都先办短训班，然后再加以推广。此外，还组织过挖野菜、搭帐篷以及烧牛粪的比赛，借以交流经验，推动工作。

　　在炉霍，刘伯承同志亲自教我们打骑兵。他那生动具体的讲述、细致准确的示范、诲人不倦的态度，今天我回忆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后来，我们在中阿坝时奉命到一个寨子去打粮，突然看到山下一群敌骑兵向我们飞奔而来，我们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待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后，立即按照刘伯承同志教给我们的“排枪快放”的方法，一举便把敌骑兵击退。战斗结束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今天这一仗打得成功，都是刘伯承同志教导的结果，他的打骑兵方法真灵。”

　　1936年4月底，我们政治连在炉霍举行了毕业考核。考核时，根据刘伯承同志的指示，如果学员对所学的东西都能达到“三会”，即会讲、会教、会做（应用），就能评为优秀学员。此外，还规定：能识别十几种以上的野菜，在5分钟内搭好一座简易帐篷，在10分钟内用牛粪烧好一壶开水，以及筹粮最多，织毛衣、打草鞋质量最好和最节约子弹、药品、粮食等，才能评为优秀并发给奖品。考核结束后，5月1日举行毕业典礼。5月9日，我告别了红军大学。之后一直到11月，我在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通信营任政委，正好在敬爱的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

　　在红军大学我虽然学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收获很大。我的军事水平、政治水平以及管理教育部队的能力，都有明显提高。特别是在政治上，由于在这里思想基础打得牢，我因此能够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紧紧跟随党中央、毛主席南征北战没掉队。当然，这和刘伯承同志的谆谆教导，以及他在红军大学所倡导的一套教育方针、教学方法，也是分不开的。后来我在解放军学校里工作的时候，总是把这一套教育方针、教学方法当作我的工作准绳，努力实践。

　　（本文摘自《我的长征》，李金生、孔景周、姜云清、侯正果/口述，孔联胜、程先超、姜建军、侯建国、侯建平、刘健记录/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8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