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权利辩》

　　《权利辩》的历史语境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陷了象征专制暴政的巴士底狱。消息传至海峡彼岸，当时的英国知识界与公众舆论报以热烈欢迎。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其自传体长诗《序曲》中，深情追忆那个激荡的年代：

　　活在那样的黎明，是何等幸福；

　　而此时正值年少，更仿佛身在天国！

　　此刻的英国社交圈，法国大革命俨然成为最时髦的话题。革命中的英雄人物被印在鼻烟盒、丝巾等物件上，成为某些英国民众交口称赞的对象。辉格党领袖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对攻占巴士底狱及法国走向立宪君主制大加赞许，并持续在议会中为法国的新宪法与“人权”话语加以辩护。

　　同为辉格党资深议员的埃德蒙·柏克，却在这场狂热和迷醉中扮演了“刹车者”的角色。柏克曾激烈抨击英王专横并支持美国独立，在英国被视为坚定的自由派改革者，当时的英国朝野普遍预期他会同情法国大革命。然而，柏克反其道而行之，严厉批评这场革命是一场试图用抽象的“天赋人权”全盘砸碎历史传统的激进实验，并警告英国民众：这股狂热将导向无政府状态，乃至新的专制。此论断无异于狠狠地扇了英国激进派一记耳光。

　　柏克的“倒戈”自然引发了昔日同道和崇拜者的强烈愤慨。正如葛德文在《忆亡妻》中所言：“那些致力于追求自由和宣传启蒙的朋友们，曾经十分爱戴柏克先生；如今，面对柏克对这项神圣事业的猛烈攻击，他们感到了极度的愤慨与厌恶。”究竟谁对谁错？这一沸沸扬扬的争议，直接反映在图书市场上。1790年《法国革命论》面世当年便售出19,000册，随后三年间又售出约30,000册。当时的伦敦，一本政论小册子若能卖出2,000册便已算作成功，柏克的著作无疑引爆了舆论，该书直接催生了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政论册子论战。众多小册子对柏克作出回应，为数不少的论者指责其细节失实与文风夸张。

　　据统计，仅在1790年至1792年间，直接与柏克论战的重要书册，不下五十篇。有一些直接来自辉格党人，他们试图将法国革命与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理想相勾连。例如，温和的辉格党人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在1791年初发表的《高卢辩护》中，坚称柏克背叛了辉格主义的核心理念，反而与托利党的保守迷信及中世纪骑士精神站在一起。麦金托什以1688年光荣革命为依据，认为这些理念只需稍加完善即可适用于法国——在他看来，法国与英国一样正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另一位辉格史学家麦考利（Catherine Macaulay）则在1790年出版的《对柏克〈法国革命论〉的评述》中指出，法国大革命并非英国历史进程的简单重复，而是一次具有全新性质的政治实践，不只是更换统治者，而是要彻底重设政治权威的来源，法国大革命是“一股启蒙精神的骤然传播”。

　　还有一些更加激进的作家群体。他们急切地指出，即便对于有缺陷的人类社会而言，君主制和贵族制也绝不可能是最佳制度。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当属潘恩的《人权论》（1791年）与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1793年）。潘恩原本与柏克私交甚笃，他曾亲赴柏克宅邸劝其力挺法国革命，结果被敷衍、搪塞了一番，打发走人了。《人权论》的第一部分于1791年2月出版，更为系统的第二部分，很快在次年问世。该书铿锵有力地主张“生者的权利高于逝者的权利”，坚定支持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共和制政府，其合法性来源于人民之间为组建政府而订立的契约，而非洛克所设想的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契约。

　　由此可见，1790年至1793年间构成了英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英国民众的政治讨论热情极为高涨，其盛况唯有17世纪中叶的动荡岁月可堪比拟。本文主要聚焦于最早与柏克展开正面交锋的作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下简称“沃氏”）。

　　不少中国读者熟知沃氏的代表作《女权辩护》（1792），然而，她更早问世的《权利辩》（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这部于1790年12月匿名出版的作品，是问世最早的驳斥《法国革命论》的文章，甚至在它尚未完稿时，便已部分地送交印刷。正是凭借这本小册子，沃氏在当时的英国思想界声名鹊起。

　　《权利辩》的多重价值

　　《权利辩》不仅是英语世界最早系统回应柏克《法国革命论》的政论文章，也是一部将政治批判与道德哲学、性别意识交织在一起的独特文本。沃氏界定了何谓“自然权利”，也就是“天赋权利”。当然，潘恩在稍后的《人权论》中，更清晰、更系统地论证了自然权利及其保障，一般的政治思想研究，都是将柏克笔下的成规惯例（Prescription）与潘恩的自然权利理论进行对比研究。沃氏则将自然权利界定为基于“理性与美德”的普遍道德资格，认为权利并非外在的政治特权，而是人通过发展理性、追求道德完善所应享有的内在尊严。《权利辩》犀利地批评了世袭制和财产不平等。沃氏指出，“财产这魔鬼一直盘桓左右，伺机侵犯着人们神圣的权利。权利的周围，扎满了篱笆，这篱笆就是那些糟糕浮华、枉顾正义的法律。”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潘恩，还是沃氏，都无意彻底摧毁英国的财产制度，他们只是希望对大地产进行适当的分割。前面提到的麦考利也特别强调：她所反对的是政治不平等，而非一切财产不平等。这些英国作家的激进主义是有明确边界的，即聚焦于政治权利与法律地位的平等，而非经济上的绝对平均。

　　与潘恩和葛德文主要从宪政理论和自然法角度反驳柏克不同，沃氏的批判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层次：她不仅质疑柏克论证方法的可靠性，还敏锐地揭露了其话语中隐含的性别偏见。柏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极具感染力的文学化修辞。书中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段落，莫过于他对法国王室出逃途中遭遇的描写。柏克想象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深夜被迫离开凡尔赛宫时的恐惧与屈辱，用近乎戏剧独白的笔调唤起读者的同情。这种诉诸感性或者感伤主义的论证策略，在当时的英国读者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为柏克赢得了大量原本可能同情革命的温和派人士。

　　在沃氏看来，柏克的“感伤修辞”本质上是一种智识上的欺骗。她在《权利辩》中直言不讳，柏克不是在推理，而是在上演一出悲情剧。真正严肃的政治思考应当建立在普遍原则之上，而非依赖于对个别悲惨场景的渲染。柏克对一位王后的眼泪倾注了无限同情，却对千百万在封建压迫下默默承受苦难的普通民众视而不见——这种选择性同情暴露的是柏克的偏见。沃氏并非主张完全排斥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事实上，她本人的写作同样充满激情——但她坚持认为，情感必须接受理性的引导和审查。未经反思的、被华丽辞藻包裹的情感冲动，不仅不能通向正义，反而容易被既得利益者利用，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工具。

　　沃氏从性别视角切入，对柏克推崇的“骑士精神”（chivalry）加以剖析。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曾深情赞美中世纪骑士精神，认为它是欧洲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约束男性暴力和保护女性的道德机制。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对封建制度的摧毁，同时也意味着骑士精神和贵族荣誉观的消亡，而这必将导致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和道德沦丧。沃氏回应道：柏克所赞美的“骑士精神”根本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体系，而是一套将女性客体化、幼稚化的父权机制。它表面上赋予女性以“尊敬”和“保护”，实际上却剥夺了她们作为独立理性主体的地位。在这里，沃氏继承了麦考利的观点：柏克的荣誉观不过是“野蛮的感伤”“封建偏见”或者“哥特迷信”。她们都拒绝用怀旧式的浪漫修辞为正处于变革中的政治现实辩护。

　　在《权利辩》中，沃氏还进一步将批判的锋芒上溯至柏克早期的美学名著《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起源之哲学探究》。沃氏力图戳穿它的逻辑：柏克将“崇高”与男性的力量、威严、主宰暗中勾连，将“美”与女性的柔弱、被动、依附私相绑定。美之所以动人，恰在于它唤起“社会性”情感，尤其是“爱”与“怜悯”，女性在审美经验中被期待“弱小”，或者“佯装弱小”，以娇弱之态激发男性的情欲和保护。性吸引力与对美的渴望相互交织，《论崇高与美》中几段描述爱情生理表现的文字，很可能直接源于柏克的经历。

　　这里的根本谬误在于：它将“理性”这一人的本质属性排除在审美与政治的主体之外。崇高与美的二分，恰恰建立在理智和意志不起作用的感性机制之上。《论崇高与美》体现了柏克对普通人“自然”且未经修饰的反应的尊重，因而情感比理性更可靠；后来它发展成一套保守主义哲学：情感与本能比理性与算计更有价值。沃氏则巧妙地建立起理性和感伤的二元对立，她自己在书中的形象，是秉持公正、客观立场的理性主义者，而柏克则是一个充满伤感、矫情造作和思想混乱的男人。她依靠理性来论证，坦率直白，坚守原则，质朴真诚，严肃庄重，就道德力量与理性而言，她充满了“男子气概”或者“阳刚之气”；而柏克则躲在自然情感与常识甚至“偏见”的观念背后，故意用宫廷礼仪与虚假修辞来包装它们混淆视听，他是一个虚荣、浅薄、阴柔之徒，毫无原则，刻意卖弄机智，堪比一名当红的交际美人。

　　《法国革命论》中那个深情讴歌骑士精神的柏克，与《论崇高与美》中那个将女性固锁于“娇弱—被爱—被保护”审美链条的柏克，实为同一人。沃氏反复指出，只要审美判断与政治权利建基于“理性存在者”这一共同本源之上，那么柏克苦心构筑的崇高/美、力量/柔弱、保护者/被保护者的二元对立，便会在“天赋人权”的理性之光下全盘崩塌。沃氏没有将政治自由与女性解放视为两个分离的问题，而是将它们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中。任何不彻底的自由理念（沃氏推崇“阳刚之气”的自由）——那种只赋予一部分人权利而保留另一部分人“受保护”地位的理念——最终都会走向自我瓦解。如果人的尊严和权利来源于其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本质，那么它就不应该有性别之分。这一逻辑线索从《权利辩》一直延伸到她两年后出版的《女权辩护》，构成了西方早期女性主义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论证链条之一。

　　总之，沃氏将性别分析引入政治理论的努力，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论战册子”的范畴，成为连接启蒙政治理论与早期女性主义的桥梁。《权利辩》的作者身份一旦公开——即便当时仍局限于相对狭小的知识阶层——便具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位女性以真名实姓站在公共讲坛上，以平等的知识权威与男性论辩对手进行交锋，这在实践层面宣告了一种新型政治主体的诞生。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资格从来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通过具体的言说实践不断争夺和重塑的。尽管在沃氏之前已有阿斯特尔（Mary Astell）、塔尔博特（Catharine Talbot）和卡特（Elizabeth Carter）等女性作家参与政治、哲学与历史写作，但她们的文本策略多采取间接或隐喻的方式，而沃氏则以直截了当的论辩风格和毫不妥协的平等诉求，将性别议题从边缘的道德规劝推向了政治哲学的中心舞台。

　　当下的柏克俨然是保守主义政治的“教父”，大红大紫。沃氏的《权利辩》展示了柏克的另一副面孔：充满妒忌和愤懑的政客，首鼠两端。沃氏在《权利辩》中的几项指控，比如，柏克对不从国教者普莱斯（Richard Price）的个人怨愤，对乔治三世的恶意攻击等等，都不可否认。

　　1776-1783年间，伦敦的“美国之友”大多是不从国教者（dissenters）。相对于“国教徒”，“不从国教者”是“二等公民”，他们的某些民事、政治和宗教权利，统统被剥夺了。当然，光荣革命后，由于《宽容法》的颁布，完全强制不从国教者在星期天到国教教堂做礼拜，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领受圣餐者的数量，明显地下降了。更有甚者，在信奉三位一体说的不从国教教徒当中，还流行着“临时尊奉国教”的做法，藉此，某些“二等公民”可以规避《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等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也可以“有条件地”担任公职。不过，也有坚定的不从国教者，尤其是那些不信奉三位一体说的，比如普莱斯，拒绝为此而进行宣誓，哪怕是一年一次也不干。在漫长的18世纪（1660-1832），这些不从国教者曾做出各种努力，试图取消《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变成了日后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当然，也变成了一股可以拉拢或者利用的政治力量。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柏克所属的辉格党处于“在野”状态，需要得到不从国教者的政治支持，以便更有效地攻击诺斯勋爵为首的内阁。柏克与这些不从国教者往来密切，其中，那位激进的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就深得柏克的赞许。到了1783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辉格党领袖福克斯（Henry Fox）竟然和诺斯结成联合政府，这是英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政治联盟。1784年大选之际，为了争取宗教信仰自由，许多不从国教者转而支持新任首相小皮特，福克斯为首的辉格党遭遇了重大挫折。对于不从国教者的“背叛”，柏克恨之入骨。实际上，辩论政治议题时，早期的柏克经常掺杂不良的政治动机，为了在政治斗争中获胜不择手段的例子并不少见。乔治三世精神失常引发政坛危机，柏克狂热鼓吹王位继承人威尔士亲王具有无限制的摄政权利。难怪，老皮特指责柏克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原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