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领域的语言迷雾

　　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现实处境决定了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博弈心态是常态，闪烁其词是常事，将语言服务于政治谋略要远高于其他领域。“文化软实力”概念的首倡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为什么明确反对美国媒体沿用“美帝国”这样的说法？就因为他认为即使国内问题报道也会有潜在的国外听众，负面国际形象一旦形成覆水难收。

　　20世纪大工业时代的大众传播手段也使操控千百万人的宣传成为可能。纳粹德国“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宣传理念，正是通过其经典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得到毛骨悚然的体现。全片两小时，竟然没有一个个人日常生活的镜头，全部是旗帜、制服、党徽，趾高气扬的行进和万众欢呼的场面，充满了恫吓和欺骗。但正如《世界纪录电影史》一书作者所洞察，这部片子并没有说谎，因为“没有任何一部影片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人类自制心丧失殆尽的情况反映得如此淋漓尽致”，以至于许多反纳粹题材影片都会到其中找素材。事实上，二战交战各国“都曾有效地利用过宣传手段”。

　　耐人寻味的是，希特勒本人不仅看重舆论建构的巨大力量，而且早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即认为，英美国家宣传策略要高于德国，因为他们不是直接鼓动战斗激情，而是刻意渲染战争苦难，当英美士兵走上战场后，就会相信他们政府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或许与英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生态有关，选民如顾客，政客如推销员，关键资源是信誉，在宣传上更注重说服的口吻。一战期间，美国第一个官方宣传机构克里尔委员会在制定新闻审查方针时就认为，政府应当主动争取对战争定性、表述和开放信息，创建一套“爱国的”新闻出版伦理规则，让媒体自行约束，结果在“一年六千多次的新闻发布中只有三次被质疑”。

　　最生动的例子是，1941年底，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艰难时刻访问美国，他是多么渴望打消美国民众的传统敌意，争取更多战争支持。但在简短的圣诞广播讲话中，他只字未提求援的事，甚至也不提战事，只是含情脉脉地说，“全世界说英语的家庭，今晚都应该变成光明的和平的小天地”，并以长者口吻祝福：“然后我们担负起明年艰苦的任务，以各种代价使我们孩子所应继承的产业不致被人剥夺；使他们在文明世界中所应有的自由生活，不致被人破坏。因此，在上帝庇佑下，我谨祝各位圣诞快乐！”丘吉尔善于利用人文情怀来表达政治诉求，以至于美国新闻署署长感叹：“丘吉尔组织动员了英语语言，并将它投入战斗。”

　　但不管怎样，舆论宣传既然服务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谋略，便脱不开“兵不厌诈”性质。特别是当冷战结束美国一家独大后，赤祼祼的思想控制就显得越来越没有什么道德负担。弗朗西斯·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坦承，美国人心目中的宣传活动等同于某种“心理战”，努力影响外国群体的观点、感情和行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助于国家达到既定的目标”。约瑟夫·奈本人也深谙此道。例如冷战后美国悍然入侵多个弱小国家，将当地百姓生活“打回到石器时代”，自己却不负任何战后重建责任。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不可能不了解这一切，但他善于利用文学性语言掩饰战争暴行，在书中将美军塑造成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好莱坞式硬汉形象：“美国设计的军队更适合于踹开门，痛打独裁者，然后回家，而不是留下来从事建设民主政治的更艰难的帝国工作。”

　　这就是国际社会丛林现实，谁也无法逃避。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拨开国际关系领域中真假难辨的语言迷雾，坚持正本清源，不被忽悠。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中国年轻一代学者所表现出的敏锐与清醒令人欣慰。翟东升等学人新著《制裁与经济战》从一个诘问开始：为什么西方学术界很少提及“经济战”而往往代之以“制裁”一词？因为“经济战”暗示着对抗双方在力量、地位和道德上的平等，“制裁”一词则隐含了强者对弱者的不对等主客体关系，甚至具有区分“正义与邪恶”的意味。“西方国家一向自视为力量与道德的统一体，认为只有西方阵营才有权施加‘制裁’，而非西方国家发起的经济强制措施一律被贬为‘报复’或‘胁迫’。”即是说，在挥舞制裁大棒时，西方很善于“羞辱和污名化”对手，这种宗教性敌我划分具有独特的战略文化属性，及早认清这一点，对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来说十分必要，因为“解析概念和明确界限是我们批判性地审视西方的制裁理论并建立独立的知识体系的第一步”。毕竟，在国际关系领域，语言表述本身不仅迷雾重重，还常伴有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