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慢生活”

　　

　　苏轼是宋人休闲文化的典型样本，他的诗酒风流、山水之乐、饮食之趣，几乎贯穿了休闲文化的所有面向。《诗酒趁年华》书名取自苏轼词句，东坡词中旷达洒脱的心境贯穿全书创作脉络。可以说，此书选题根植于作者樊庆彦对宋代文学文化的长期浸润。正是多年从事评点整理所积累的文献敏感度和历史洞察力，使作者能够从浩繁的典籍中捕捉那些散落的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编织成一幅可触可感的生活图景。

　　全书九章依次展开古人的慢生活、美食、宠物、雅趣、文字游戏、戏曲、追星、旅游、竞技，从宫廷宴饮到市井杂耍，从文人雅集到百姓节庆，涵盖了休闲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古人细致而丰富的休闲生活描写中，共情体验油然而生。这种共情正说明，休闲从不是某一时空的专利，无论古今，人都需要休憩与滋养。王安石即云：“人之为性，心充体逸则乐生，心郁体劳则思死。”宋人已将这种需求从生理层面提升至精神层面，休闲不再仅仅是时间的填充，而成为一种生命质量的标志。由此，全书九章所呈现的万千细节，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正是“古人如何玩？”而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则是“古人如何在玩中获得精神价值？”朱熹解“游于艺”云：“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认为：“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并能够“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那么，“休闲”也成了一种日用功夫。当然，本书无意讨论理学家的日用功夫，但“玩物适情”一语确实点明了本书的旨趣。“玩物适情”的关键在“适”，“适度”使人不溺于物，不驰于外，而在日常细微处获得内在休息，这正是“闲适”的意义。故本书写斗草的亲近自然、斗鸡的“礼始于正”、斗虫的世道人心、射礼的修身之智、相扑的刚柔并济、角抵的规则之序，这些古人的竞技之趣也都落在“适”字上。这似乎又回到了苏轼所云：“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 以审美心态度量万物，不执着、不贪恋，休闲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日常之中以“寓意”之心保持心灵的自由与快乐。所以书里写弈棋的天地之理、捶丸的闲适之趣，写分茶的点拂之技、焚香的静观之妙、插花的四时之节，写秋千的轻盈之姿、纸鸢的凌云之志、百戏的奇巧之工，写春盘时蔬的时令之鲜、河鲜肥美的物候之丰、冰浆酥饴的滋味之变，这些庞杂琐碎的生活细节，正是在适度的把玩与参与中，人得以暂时搁置功名之累、俗务之扰，返回身心本然的安闲状态。全书既写兰亭雅集、苏轼诗酒令的士大夫风骨，也写斗草斗蟋蟀、庙会夜市的百姓烟火。它不仅呈现了古人“如何休闲”，更揭示了古人“为何休闲”。

　　将这本书置于更大的学术视野中考察，则可发现它还展示了文学文化的近世性进程。自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吉川幸次郎、章培恒等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归纳出“近世文学”的概念，其学术影响力延续至今。尽管宋代以降文学文化的“近世性”呈现多种面向，但其公认的核心要素至少包括社会的世俗化与文化的平民化。文化生活从贵族、士大夫阶层扩展到市民阶层，文学表达更加强调个人情感和日常生活的表达。钱穆即云：“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 而休闲文化的全面繁荣正是这一转型的直接体现，也恰是《诗酒趁年华》一书所着力呈现的历史图景。该书以休闲活动的整体历史流变为叙述主线，虽每一章都始终观照休闲生活由先秦至明清长时段的演进过程，但仍对“近世”以来的休闲文化着墨最多。这当然一方面源于唐前文献远不及近世文献丰富，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展示了近世以来世俗休闲生活更为丰富的图景。

　　书中写射艺，从《礼记》射礼出发，串联汉魏的竞技化、唐宋的游戏化，呈现出这一活动从贵族礼仪规范到平民日常娱乐的轨迹；写马术，从“六艺”之御讲起，到唐代宫廷马球竞技，再到宋代商业化马术表演，勾勒出一条从庙堂到市井的清晰脉络；写夜市，从先唐夜市的零散、到唐代坊市制和宵禁制度，再到宋代文化夜市和商业夜市的繁荣。这种写法使读者在阅读每一章时，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休闲方式如何从特定阶层的专属，逐渐扩散、下沉、演变，最终成为不同阶层共享的生活内容，这恰恰是宋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核心线索。而这种“雅俗并置”与“历时追踪”的双重书写策略，让读者在阅读中不自觉地经历了一次从文学文化近世化的近距离观察。此书正是以文学史料为媒介，让读者看到的不是一个静态“古代”，而是近世化的平民胜利、一部流动的休闲生活史，每一种“玩法”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