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现实主义精神成就了陕西文学的辉煌

　　■本报记者  舒晋瑜

　　1981年，白烨写下第一篇作家评论《清新醇厚，简朴自然——评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从此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45年过去了，白烨将长期跟踪、系统研究陕西文学的作品结集，推出《从“高原”到“高峰”——当代文学的陕西经验》。他认为，较之其他省份，陕西的文学评论因为介入人数较多，代际衔接较好，与作家互动频仍，发挥能动作用方面显得更为突出。评论与创作是相互影响的，陕西文学评论的活跃，很大程度上源于陕西文学创作的繁盛，而评论的不断介入，既促进了文学创作，又演练了评论自身，使得创作与评论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彼此借力，相互砥砺，从而实现整体文学的不断向前与健康发展。陕西作家群体普遍具有深沉家国情怀、扎实生活积累与执着艺术追求，现实主义精神成就了陕西文学的辉煌，而陕西文学也标志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

　　中华读书报：《从“高原”到“高峰”——当代文学的陕西经验》是您长期跟踪观察陕西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结集，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评论，“陕军”的力量不可小觑。您能否概括一下陕西文学创作的整体风格？

　　白烨：我有一篇“经典是怎样炼成的”的文章，谈到陕西文学的整体特点，其中特别谈到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蕴含，这可以看作是陕西文学整体风格的集中表现。陕西自古以来的文学传统，似乎一直都与现实主义有着不解之缘。从古代文学，到近代以来的郑伯奇、柯仲平、马键翎等，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何种文体，无不贯注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传统，无论作为一种写作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精神品格，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陕西作家，使他们始终沿着现实主义的艺术之路阔步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卓具特色又各有千秋的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艺术个性与文学风格。

　　柳青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旗手，柳青对于陕西作家的影响难以估量。陈忠实和路遥都曾谈到柳青的现实主义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对于他们的深刻影响。陕西作家崇尚现实主义文学，操持现实主义手法，坚守现实主义精神。这都暗含了一个绝大的文学新课题，那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除过现实主义本身的内涵、外延与意义，还需要再度认识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密切缘结，现实主义与中国读者的深厚关系。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评论对作家的创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白烨：评论看起来是一种解读作品的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再创造的工作。回想起写作评论的过往，感觉每写一篇评论文章，都仿佛是在爬一座山。尤其是作家论的写作，更是在翻山越岭。我和很多作家都有一定的交往，但交往比较深的，还是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陕西作家。关于文学评论，我比较信奉法国批评家圣伯夫的一个经典说法，那就是：“所谓评论家，不过是懂得读书而教给他人读的人。”因此，评论的作用与意义，主要在于向别的读者表达一个专业读者的意见。也就是说，评论的首要对象是读者，其他的都是其次的。我的评论对于作家起了什么作用，这需要与作家交流之后才能知道。在早期与陕西作家的交流中，我知道我的评论对于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促动作用。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优秀的评论家应具备怎样的潜质？

　　白烨：文学评论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读者，爱读书、会读书，有很好的感悟能力与捕捉能力，能读懂作品中隐藏的种种妙韵，通过自己的感知发现出来。当然，这种审美能力的背后，还需要有感知生活的能力、理论概括的能力、欣赏艺术的能力，这同样需要社会生活的经验、文学知识的储备、艺术阐释的历练。在文学评论的写作与表达上，我喜欢那种明达畅快、言之有物的文风，言近旨远、深入浅出的文字，也即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感染力。我曾暗自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评论的表述方式力求“以简约诠释复杂，感性地表达理性”。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到，但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中华读书报：由于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较多地关注80后作家，有评论称您是“80后作家保姆”，您怎么看？

　　白烨：我对于“80后文学”的关注，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注意的是个别作者，如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后来为一部“80后”作品集《我们，我们》做序，集中阅读了30多位作者的作品，并从整体观察的角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了《“80后”的现状与未来》的学术报告，引起较大反响。这样就越做越多，越陷越深。我曾在《新实力与新活力——“80后”文学现象观察》一书的后记里，讲到了之所以关注“80后”的一些考虑，大概意思是：其一，“80后”是一个正在成长，又在分化的文学群体，需要在向他们的不断走近中相互对话；其二，“80后”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日益复杂和暧昧难辨，这给他们的成长添加了诱惑，增加了难度。作为长辈文学人，我们有责任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帮助；其三，从代际更替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后备力量必须由“80后”接续上来，助力他们，就是助力于文学的未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把较多的精力用于关注“80后”，愿意为他们的新作叫好，为他们的进步鼓呼。

　　中华读书报：如此多的精力致力于青年作家，您是否也从中发现一些问题？

　　白烨：年轻作者，是创作的新生力量，文学的希望所在。现在的年轻作者，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在审时度势中循序渐进。在前不久中国作协举办的“作家活动周·中国文学新力量专场”的“鲁院一堂课”上，我曾针对青年作家的现状提出了三点建议与希望。第一，专心致志，坚定文学追求的目标。与前辈作家相比，青年作家要经常审视和反思自己对文学的爱是否足够纯粹、坚定不移。第二，审时度势、确立清晰的文化坐标。当下文化场域与文学环境，复杂而缭乱，诱惑人、吸引人的东西太多，包括从事文学写作本身也有很多选择，是靠近传统，学习经典？还是靠近市场，趋向流行？这些都令人难以抉择。要“守常知变”，“持经达变”，先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才会有清晰的定位和足够的定力，从而使自己在缭乱的文化环境中不迷失，不忙乱。第三，守正创新，创建自己的艺术路标。青年作家需要在创作中增强自己的艺术辨识度，而增强艺术辨识度的途径就是出新求变。艺术创新要注意技巧方面的创新，但这并不是全部，决定作家创新能力与辨识度的，不是单方面某种能力，而是一个写作者的综合能力。在这其中，作家在体验生活与阅读社会方面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更为重要。还有就是大量阅读经典作品，学习、吸纳和借鉴有益的文学养分。

　　中华读书报：我记得二十年前新浪网评选网络作品，您还曾担任过评委，时过境迁，现在的网络文学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变化，及其与新大众文艺的关系？

　　白烨：网络文学是我进入新世纪之后着力较多的一个方面，网络文学是互联网兴起之后最为重要的文学成果，最为重大的文化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托互联网崛起的网络文学，在自身的不断繁衍与快速发展进程中，也有力地促动了新大众文艺的萌生与形成，是新大众文艺走向前台的重要推手，也是新大众文艺的前奏与过渡。在我看来，网络文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对新大众文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并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也在这三个方面与新大众文艺内在勾连，密切相关。第一，依托网络传媒，不断生根开花；第二，打破固有门槛，走向跨界融合；第三，持守读者原则，建构爽感美学。网络文学的这种成功实践与现成经验，无疑给新大众文艺从业者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与良好的示范，新大众文艺的许多现象都根植于网络传媒并充分利用网络传媒的特性，都是在网络文学的已有基础上进而滋生和萌发而来的。因此，网络文学与新大众文艺不仅有许多内在联系，而且二者之间具有相近与相似的诸多共性特征。甚至有些文艺现象已经很难区分是网络文艺还是新大众文艺。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网络文学正在向着网络文艺和网络文娱的方向不断延展，从而汇聚于新大众文艺的整体格局。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自己多年的评论生涯？

　　白烨：四十多年，感觉就是转眼之间。回望四十多年的评论生涯，感觉自己因为兴趣的广泛，追寻的变换，一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既没有什么定向，也没有什么重心，写的东西不少，但都鸡零狗碎，差强人意。亦师亦友的杨匡汉曾认真地对我说过：文学评论要有长远打算，一定要抽出时间撰写学术专著，这是一个优秀学者的重要标志。我听进去了，但却没有实现，还是一如既往地忙乱，总是零敲碎打地写作，心里谋划了不少选题和项目，但都没有兑现，甚至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所以，虽然还在老骥伏枥，却也一直心存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