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卓越历史学家的创新勇气与开放风格

　　章开沅（1926—2021）先生离开我们五年了，闻知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时我正在赶赴杭州开会的火车上，因未及赴汉向先生告别，深感遗憾！

　　与章先生接触的点滴回忆

　　我与章先生的近距离接触可以追溯到1982年5月。当时先生来湖南师院，应林增平先生之邀在历史系做了一场讲座，内容是汇报有关这年4月初他赴美国芝加哥参加亚洲学会年会的一个分会场——两岸学者辛亥革命史研讨会，章先生的名声如雷贯耳，慕名前来听讲的师生挤满了偌大的教室，可谓盛况空前。章先生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善于演讲、口才一流。他把这场两岸切磋对话的研讨会讲得有绘声绘色：我方（章开沅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方（张玉法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双方因此展开激辩。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对话气氛一度紧张，像是一场比拼武艺的高手“擂台赛”。章先生的讲座让我们这些未曾出过国门的青年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大开眼界，这可能是我大学期间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讲座。

　　林先生与章先生是一对合作搭档，两人关系确非寻常，这在学界尽人皆知。1985年夏，林先生在张家界主办了一个中国近代史“金鞭讲学”研修班，请了八、九位中国近代史名家，如戴逸、章开沅、龚书铎、王庆成、林言椒、苑书义、潘振平等讲学，他们多为《清史人物传稿》编委会成员。这是我在读硕期间有机会聆听到的章先生的一次讲座。

　　在硕士研究生期间，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次研讨会：一次是1986年夏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青年学者研讨会，章开沅先生的弟子马敏、韩民、桑兵几位大出风头，他们提交的论文后来都刊登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一次是1986年9月武汉召开了一次两湖地区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参会。这次会议结束后，我溯江南下，去安徽绩溪、上海等地查找毕业论文资料，当时我选择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研究”。

　　硕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1987年年底，在长沙举行了纪念魏源逝世130周年暨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会期五天，半天给与会者自由活动，我陪同章先生、张磊等几位名家去黄兴路商业一条街游览。有趣的是，老先生们颇具闲情逸致，游兴很高，购买物品，也不需我们年青人帮助拎包。这样的人担任领导，自然不会随意差遣他人，这是老一辈学者的可贵、可敬之处。

　　1995年，我在北大做完博士后研究留校工作，章先生曾来信，给我莫大的鼓励。

　　1996年是章先生七十大寿，罗福惠兄张罗祝寿论文集，我提交了一篇论文《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收入《莺花无际楚江头——章开沅先生七十华诞学术纪念论文集》（武汉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世界各地举行了多场相关纪念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11月3—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辛亥革命：孙中山、革命志士与新世纪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学者有十余人应邀参加，内中包括章开沅、张宪文、姜义华等几位老先生，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因此得与章先生在新加坡结伴同游几天，章先生时不时向我透露当年他与林先生交往的轶事，谈话之中，可以见出他对老友的真挚感情。

　　章先生的治学风格

　　章先生在学术上令大家印象深刻、且值得我们真正学习的有两点：一是章先生勇于探索，不断追求学术创新。从青年时代开始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张謇研究，到1980年代中期发掘苏州商会档案、写作《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率领团队做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再到1990年代开拓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南京大屠杀案研究，章先生不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根据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拓展新的学术空间，表现出可贵的学术探索精神。如果我们将历史学者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根留一域的专攻型学者，这类学者善打阵地战，咬定青山不放松；一种是不拘守一域，而是根据发现的新材料、新问题调整自己的研究坐标，其研究呈现跳跃式发展，这类学者更像是打运动战。章先生应该属于后一类学者。他的副手刘望龄教授生前曾感叹地说，章先生在学术上更新太快，要跟上他前进的步伐，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人压力太大。这是实话。细察章先生身边的弟子，一般似乎都只是跟随章先生做一二个研究领域的课题，很难自始至终追随章先生，覆盖其学术事业的全部。与同辈学者相比，章先生的学术跨度的确比较大。

　　二是章先生注重拓展中外学术交流，拓宽国际学术视野。章先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中年学者。从他的回忆录和口述自传可知，1978年他就出访美国、日本，与这两国的学术界同行建立了学术关系。1982年4月他在美国芝加哥参加了两岸学者的第一次会晤，有了与对岸学者打交道的初步经验；1990年至1994年他重访美国、日本，更是深度地与国外同行交流，并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再出发打下了新的基础。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国内学者中，他是出访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学者之一，得天独厚，享有国际学术视野，这对他的学术见识、学术眼光拓展有极大的好处。从地缘上来说，武汉在对外交流方面并不具特别优越的条件，但因章先生的人脉与魄力，硬是将他所在的机构打造成了辛亥革命史国际研究中心。如果将学者处理对外关系分作两种类型：内敛型与开放型，章先生无疑是属于开放型这一类。实际上，他的学术研究课题的拓展可以说直接受惠于这些国际学术交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章先生出生于殷实家庭，早年获得比较优越的教育环境；一生虽屡经变乱，但他处变有术，似乎没有受到太大惊扰，他保持坦诚、平和、开阔的心境，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像许多同龄人那样，因历经风雨变得事事拘谨或斤斤计较。他以学术养生，在学术事业中寻找乐处，一切按部就班，保持学术常青。与他同辈的几位中国近代史学界大家戴逸先生（1926—2024）、金冲及先生（1934—2024）都有类似的特性，这些老先生的教养、为人、治学和境界，确非一般学人所比，真是人中豪杰。章先生晚年总结毕生经验，撰成巨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珍贵记忆，给自己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更是令人敬佩不已。

　　章先生永远是吾辈学习的好榜样！

　　（本文系作者2026年6月27—28日参加“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趋势暨纪念章开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