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失去了一位农人，哲学却多了一块土地

　　■樊美筠 王治河

　　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消息。美国时间8月31日，我们异常敬重的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在家中溘然辞世，享年92岁。一个农民走了，一个诗人走了，一个哲人走了；一个用一生守护土地、乡村、家庭与真正生活的人走了。

　　就在不久前，我们还通过他的女儿Mary，把《世界末日之火》《美国的不安》这两本书已经在中国出版的消息告诉了他，并期待他能够对此说几句话。谁知感言未至，噩耗先来。人生无常，竟至于此。

　　此刻再回望温德尔·贝里的一生，我们越来越觉得，他的伟大恰恰在于他的“不合时宜”。

　　当整个世界都在向城市、机器、资本、效率和消费狂奔的时候，他却转身走向大地；当农业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规模化、工业化的生产活动时，他却坚持用骡马耕地；当电脑、手机和飞机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时，他却尽可能拒绝它们。他不是不知道现代化意味着什么。恰恰相反，他太清楚了。正因为看见了现代文明的代价，他才选择了一条逆流而上的道路。

　　他曾毅然辞去纽约大学的教职，带着妻儿返回故乡肯塔基，成为一名农民。此后再未离开。这一坚持就是60年。一边种地，一边写作，一边思考。他写诗、写小说，也写文化批评和哲学，留下六十余部作品。

　　于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人生出现了：他不是在书斋里谈论土地的人，而是用双手耕种土地，再从土地中长出思想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农民哲学家”，却又不仅仅是一个农民哲学家。

　　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一个最古老、也最现代的问题：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

　　贝里最重要的思想，或许可以浓缩在一句话里：“吃是一种农业行为”或“饮食是一种农业行为。”（《世界末日之火》，第173页）这句话体现了强调万物互倚互联互通的有机过程哲学的精髓。乍看之下，这不过是一句关于吃饭的大实话；实际上，它却是一句关于文明的深刻洞见。我们坐在餐桌旁，以为自己只是在吃饭。贝里却提醒我们：每一口进食，都与一块土地、一个农民、一种农业制度和一套价值观发生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一箪食中蕴含着天地大义。我们吃什么，实际上也在选择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农业存在；而什么样的农业存在，又决定着什么样的乡村存在；什么样的乡村存在，则最终决定着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贝里在书中多次强调：“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无意识地参与了对自然世界的破坏，也就是说，参与了对自己生命本源的破坏。”（《世界末日之火》，第203页）而选择做一个负责任的食客，则给了我们一个造福世界的机会。

　　在贝里看来，真正的食物从来不是超市货架上的一个商品标签，而是从土地、劳动、家庭和共同体中诞生的。

　　正是食物把人与土地连接起来，也把人与人连接起来。

　　因此，他反对的从来不只是工业化农业。他真正反对的是一种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的文明逻辑——土地是资源，食物是商品，森林是木材，河流是水资源，人则是劳动力。

　　一旦世界只剩下“有用”和“无用”的计算，许多最珍贵的东西便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悄然消失。

　　比如爱，比如归属，比如责任，比如邻里之间的相互照料。

　　贝里曾写道：“人类感情从哪里撤出，哪里就将变成丑陋的荒原。”一片土地失去了人的感情，会变成荒原；一个村庄失去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变成荒原；一座城市如果只剩下效率、资本和消费，同样可能成为精神意义上的荒原。所以，贝里真正关心的，从来不只是一块田地。他关心的是：人还能不能爱一个地方、对共同体承担责任，并把一个地方当作“家”？他曾说：“照料地球是我们最古老、最值得，也最令人愉悦的责任。”（《美国的不安》，第18页）这是一种现代人日渐陌生的伦理观：责任不是负担，也可以成为幸福。

　　这个时代强调“拥有”——更多财富、更好的房子、更先进的技术。贝里却追问：“我照料了什么？”人只有照料土地、家庭和社区，才与世界产生真正的关系，也才能重新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正因如此，贝里看起来像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却可能是一个真正面向未来的人。

　　他坚持用骡马耕地，拒绝把机器效率奉为唯一标尺。

　　他反对大规模工业化农业，因为他看见了机器和资本给土地带来的伤害。他说：“土地不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属于土地。”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颠覆现代观念的命题。

　　如果我们属于土地，那么我们对土地便负有责任。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伦理。

　　也正因此，他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现代化”。

　　他是在追问：现代化究竟把我们带向哪里？

　　所谓“进步”，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却让土地越来越贫瘠；如果城市越来越繁华，却让乡村越来越衰败；如果商品越来越丰富，却让家庭和社区越来越孤独；如果技术越来越先进，却让人越来越不知道如何生活，这样的“进步”，真的值得我们无条件地拥抱吗？贝里就是那个敢于站出来说“不”的人。

　　由于我们老院长小约翰·柯布博士的引荐，我们有幸很早就和贝里建立了联系。也曾亲自采访过他。这估计是唯一的一篇来自中国学者对他的采访。近距离的观察使我们发现，他和柯老一样，是位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者，是自己观念的最彻底践行者。

　　他们不是在书本里宣讲一种生活方式，然后自己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了自己的日常。

　　我们几次邀请贝里来中国参加有关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的会议，他都婉言谢绝了，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也非常渴望到中国，其主要理由就是坐飞机“太高碳”。

　　这件小事，反而让我们深受震动。因为一个人真正相信什么，最终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愿意为此放弃什么。

　　贝里愿意放弃现代生活给予他的便利。

　　他宁可慢一点，远一点，辛苦一点，也不愿意轻易背叛自己的原则。

　　这才是真正的思想家。亲身见证了温德尔·贝里和我们时代的“生态圣贤”小约翰·柯布的所作所为，令我们深信：另一种人是存在的，别一种文明是可能。（关于柯布博士的故事，请参看王治河、樊美筠：《“生态圣贤”的中国缘——柯布与他的“生态文明母邦”》，《中华读书报》2024年2月21日第7版）

　　在西方，他被誉为“当代梭罗”，但其思想与实践其实比梭罗走得更远——他不是短暂地隐居湖畔，而是一生回归乡土，用身体力行去回答“人该如何栖居大地”这一命题。如果说大多数哲学家只是谈论“诗意的栖居”，贝里则是择善固执，毕生践行着“诗意的栖居”。

　　他获得了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并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实至名归。

　　在中国，我们则需要重新发现贝里。

　　由于急着向现代化狂奔，我们长期以来无暇聆听这位后现代思者的声音，以至于居然没有一本他的著作被翻译过来。

　　然而，几十年过去之后，随着生态文明大潮的兴起，当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城市生活、生态危机、食品安全、乡村衰败、社区解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或许终于有机会重新听见贝里的声音。

　　他曾经站在现代化的对面。如今，我们却越来越需要站到他的身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贝里的著作在今天进入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要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两位译者孙民乐和邓小燕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们慧眼独具，发现了贝里。

　　在《世界末日之火》的“译后记”中，邓小燕博士说：“中国不缺农民，更不缺作家，但贝里这样的农民作家是没有的。”

　　何止中国？环顾整个世界，这样的人又有几个？

　　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农民、诗人、小说家、文化批评家和哲学家；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让这几种身份彼此贯通。

　　他的诗不是脱离土地的诗；他的哲学不是脱离生活的哲学；他的农业也不是脱离伦理的农业。他把土地、食物、家庭、社区、诗歌、劳动和文明，重新放回了同一张生命之网中。

　　因此，温德尔·贝里的离去，不只是一个作家的离去。我们失去的，是一个敢于与时代保持距离的人，一个逆风飞翔的生态英雄。

　　当所有人都在问“怎样才能更快”时，他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快？”

　　当所有人都在问“怎样才能拥有更多”时，他问的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

　　当所有人都在谈论如何征服自然时，他提醒我们学习如何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和敬畏。

　　当所有人都在追逐更远的地方时，他选择留下来，把一生交给一块土地。

　　这就是温德尔·贝里给我们的最后启示：

　　真正的未来，也许不是走得更快，而是重新学会如何留下，如何找到安顿自己身心的家园。

　　如今，这位老人离开了他守护一生的土地。

　　但土地不会忘记他，他播下的庄稼、诗句与思想，仍将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生长；全世界的有机农人不会忘记他，成千上万的中国的生态人和新农人也会怀念这位逆风飞翔的生态英雄。

　　世界失去了一位后现代农人，哲学却多了一块土地。

　　他没有留下一个更快的世界，却留下了一种重新生活的可能。

　　愿土地继续生长，思想继续发芽，愿我们终于学会倾听大地的声音。

　　安息吧，贝里先生。

　　您归于大地，而大地记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