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历史真相

　　■刘源均   采写

　　近代中国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历史史料，其中有关学人的材料多以文献形式呈现。近年来，随着学术界与出版界对近代史料的深入挖掘，大量私人日记、书信、手稿及报刊文献相继整理出版，为近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宝库。然而，文献记载并不等同于历史真相，那些看似确凿的私人文类与往来信件，往往与历史当事人的真实状况存在不可忽视的落差，其中不乏应酬敷衍，甚至刻意作伪造假的情况。

　　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教授先后出版《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与《后来谁与定吾文：民国初年的学术和政治》两本论文集，他始终坚持严格的批判意识，希望通过多元史料的互证，捕捉隐藏在学者日常生活史资料中的细节与真相，展示文本背后的复杂关系和利益纠葛。本次专访即围绕其新作及近期学术思考展开，探讨如何从“生活史”的视角打破固化认知，勾勒更为生动且真实的学人交往史与学术社会史。

　　由一个问题带出另外的问题，慢慢扩展

　　刘源均：您的这两本讨论中国近代学术与政治文化的论文集出版相隔六年，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有什么关系，分别是在什么样的现实背景下形成的？

　　张仲民：两本论文集收集的文章大部分是从读史札记而来。第一本书更多是做博士论文时读到的近代报刊资料的副产品。那时，我对有关近代学人及其交谊、学术与政治关系、清末民初的制度史与政治史初步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尝试做研究。

　　到2016年初，开始做有关科举制度史的研究，主要关注废科举之后的科举善后考试。同时我也对刘师培和南桂馨及阎锡山关系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写出来后的2018年初，觉得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文化，尤其是筹安会与洪宪帝制的关系。之后集中阅读有关资料和写作，发现有关的档案文献及时人日记、书信、电报等文献非常丰富，自己却阅读不够。

　　2021年底，因缘际会，仔细阅读了张钰翰兄送我的新出版的《张尔田书札》，非常兴奋，感觉内中有许多可以进行学术史研究的线索，也可以藉此补课阅读更多的时人日记、书信与电报，于是就转向了学术史和晚清民初学人关系及其学术表现的研究，并在2022年上半年那个特殊的时期写出了一些读后感发表。在此基础上自然转向研究章学诚史学在晚清民国的接受史，特别是其遗著《章氏遗书》的出版史，由此也开始阅读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刘承幹档案和已经出版的《求恕斋日记》——这是资料异常丰富的宝库，其学术价值不可限量，且保存相对完整，资料之间也可以互相补充——我和我的学生此后都从阅读这批资料中获益匪浅，一个同学还以刘承幹为主题写出了一篇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

　　总的看，我的这些研究选题看似差别很大，但其实关系密切，基本是由一个问题带出另外的问题。如由刘师培开始，涉及其与章太炎、阎锡山、南桂馨、袁世凯以及筹安会等的关系，再由帝制复辟涉及民初遗老如缪荃孙等人。得益于以上的资料，以及一些师友的帮助指点，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后，再经过较大规模的修改和增补，形成了这本《后来谁与定吾文》论文集。较之较为依赖新史料的第一本论文集《叶落知秋》，本书可能相对会更成熟一些，涉及的人物与问题更具有针对性，且更注重从日常生活、表达与实践之间差距的角度进行史实重建和展开讨论。

　　刘源均：您在本书中重点讨论了张尔田，论文集的命名也取自他曾用过的一句诗作“后来谁与定吾文”，请问您是怎样关注到张尔田这一人物的？研究他与不同学人交往状况的初衷是什么？

　　张仲民：前面已经提到，关注张尔田其实很偶然。对于张氏，以前知道他著有《史微》，与吴宓关系不错，但对胡适和新文化运动很不满，是以旧派学者自居者，对于其他情况，所知不多。后来掌握的信息多了，才发现张尔田很难被视为一个旧派学者，其牵涉面甚广，与很多学者的交往都值得钩沉，非常有利于我们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的学人交往以及学人与政治关系等问题。

　　“海上三客”并非志同道合，

　　遗民圈批评缪荃孙另有怀抱

　　刘源均：谈及张尔田的人际关系，您在书中提到，民初上海遗民圈中，张尔田、王国维和孙德谦三人被誉为“海上三客”。但其实他们在治学取径和为人性格方面差别很大，彼此互有批评。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他们交谊的这种复杂性？

　　张仲民：过去的学术史研究太过喜欢将研究对象概念化、类型化乃至标签化，或以学者的自我标榜及身份地位定论，或以传记年谱及他人序跋中的评价定论。这样做的确便于概括研究对象的特征，也很容易得出为大家认可的评价，但这样的做法可能很危险。所谓观其言，更要观其行。公开表达不能等同于具体实践，言和行很多时候是互相脱离甚至是互相背离的。如果研究者满足于对这种表面言论的采信，等于被其牵着鼻子走。而“海上三客”这样出自大学者沈曾植的说法其实就值得深究。沈氏更多是以前辈学者的身份对经常在其身边出现的三位中坚遗民学者王国维、张尔田、孙德谦所作的一个嘉勉，但此后却经常被时人与研究者用来形容三人志同道合、关系密切，甚至当事人张尔田也认为三人关系的确如此。但随着更多有关王国维、张尔田和孙德谦等人的私密性文献的公开，可以发现三人在性格、学术甚至文化立场上的差异非常大，交情也多属表面联络，实际私下存在诸多“不敢苟同”甚至互相轻视的情况。  

　　刘源均：有关遗民群体，除了“海上三客”外，您在书中还谈到了缪荃孙。他因参与支持袁世凯洪宪帝制而受到很大非议，但您指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苛责。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像缪荃孙这类被鄙视或视为“贰臣”的遗民？他们反映出怎样的遗民生态？

　　张仲民：缪荃孙当时是一位大学者，其学术贡献早为时人和后世的研究者认可，但误入政治歧途这一面本人避而不谈，研究者也未加以关注。我是因为多年前读徐兆玮日记发现相关信息，后来就开始留心收集材料，积累六七年后写成这篇文章。文章初稿对缪氏更多持比较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后来在修改过程中发现这种态度其实受到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对缪氏介入洪宪帝制及其为人为学批评的影响。缪氏之实际为人及其介入洪宪帝制的情况，主要系其为了个人利益而随大流的选择，恶劣程度实际有限。

　　如何看待建构论的研究取径

　　刘源均：除了学人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您在本书中还大量谈及近代媒体与知识人的关系。您如何理解近代媒体与学人的这种互动？媒体天然的商业属性与学人的学术追求是如何实现合作的？

　　张仲民：晚清以来，各地新创办的报刊越来越多，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很多知识人或主动或被动加入其中，双方的结合对彼此地位的提升均意义重大。所以一些敏感的知识人会愿意自己创办报刊或出任主编，比如章太炎、刘师培和胡适等。而一些报刊特别是商业报刊及出版社为了推广销路、扩大影响，不时有炒作之举，也会努力聘请合适的知识人担任编译、主笔或总编，或者会与政治势力结合接受津贴，甚至成为其机关报。

　　当然，这种互相成就跟双方有共同的政治关怀与利益诉求关系密切。一般是实力更为雄厚的媒体和出版商占据主动，他们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聘请合适的人选。比较独立的知识分子很难完全服从于这一逻辑，为了“我手写我口”，他们经常自己办报办刊，尤其是创办同人报刊，自负盈亏，以避免受到太多政治或商业力量的干涉。像胡适办《努力》就有这样的考虑，但在现实的经济和编务压力之下，他也不得不找出版商合作。而亚东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之所以争先愿意资助胡适续办此刊，正是看中胡适的影响力可以为自家带来生意和声望。此后《努力》虽未能续办，但胡适同两家出版商的合作仍然延续，三方均获益匪浅，故能长期合作。这其中除了能各取所需外，还同三方均有长远的文化理想和不计一时得失的怀抱有关。正因如此，学术出版才未被商业完全绑架。但是，对此也不能过于高估，当时很多出版社为了牟利，确实推出了不少低质量产品，拒绝了一些有学术水准著作的出版。

　　同样也要注意，清末民初一些报刊（如《晶报》《上海画报》这样的小报）及其主持者接受政治当局津贴，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商业出版机构非常注意同政府要人保持关系或利用这种关系获利，也是常态。我自己指导的两个同学的学位论文就是关注这些问题的，他们有精彩的研究。

　　刘源均：通过媒体建立起来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伴随着特定文化形象的建构。您在书中谈到，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都有刻意塑造的成分。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被建构的一面？历史研究者是否应该进行一些“解构”或“祛魅”的工作，其限度又该如何把握？

　　张仲民：语言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冲击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重大影响即建构论的流行。现实是一种建构，甚至所谓“真实”也是一种建构。这样的看法和立场虽有片面之处，但也提醒我们重视历史中那些被建构的因素。尤其是关注政治与文化权力乃至书写在多大程度上乃至用什么方式建构了过去与我们的研究对象。1980年代以来西方一系列以“建构”“发明”“想象”为标题的史学论著，均表明西方史家对文化建构论问题的重视。这样的研究取径不可避免地带有解构或祛魅的意味，的确让读者获得很多智识的满足和心灵的解放，大大加强了历史研究的深度和批判性，使得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更为密切，但也容易造成滥用建构论，或将建构论模式化、庸俗化的情况，更甚者还会导致一种“消解一切”的危险，所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吸收借鉴此取径，如何把握好此类工作的度，如何警惕泛建构论化，应该是很重要但也是很艰难的工作，有待大家的集体努力。不过，在当下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气候中，线性的、因果论式的历史书写和解释模式仍然非常流行，建构论的研究取径影响可能有限。

　　生活史研究有助于

　　回到历史本身

　　刘源均：揭开建构的面纱，必然需要回到受众的真实反应中去。您在本书中谈到从传播与受众的互动以及受众的反应出发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可否看作是您早年研究思路——“接受政治”——的延续？您从基督教青年会入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考察出于怎样的学术旨趣？

　　张仲民：是的，确实是在延续昔日的“接受政治”取径。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经常关注的是文献史料，却不太考察它们在当时如何被传媒报道、如何同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又是如何被时人接受和再生产的。这就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受众的视角。为此，就需要考虑生产这些言论的个人或媒介，以及承载这些表达的物质存在、制度因素，乃至其传播方式、修辞方式、受众反应等问题。毕竟，传播和接受、表达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与矛盾，如果对此无视，就会如陈寅恪所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近年来学界对新文化运动和后五四时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不但研究话题越来越精细，拓展的范围和涉及的空间也越来越大，让我们大大增加甚至改变了对诸多关键问题和现象的认识——这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为可观的进展之一，让人常感振奋。就我本人来讲，2008年下半年，为了参加2009年北大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会，我开始去阅读有关新文化运动的材料，系统阅读了《时事新报》《时报》、长沙《大公报》、《晨报》《青年进步》《圣教杂志》及当时各地出版的诸多杂志。在读材料过程中发现《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主持人张东荪很重要，也发现当时基督教会在反对尊孔教为国教过程中作用很大，但是这些问题几乎都未被深入研究，甚至未被关注。可惜当时限于精力和研究兴趣，没能深入挖掘，只是写了一篇以舒新城为例看新文化运动在地方影响的文章。现在近二十年过去，很多问题都已经有了精彩的研究。我自己只能将当年的研究兴趣之一，即关于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研究简单写了出来，非常惭愧。不过通过此项研究，我意识到青年会对当时中国精英人物的影响之大，但既有的研究太薄弱，很值得继续深入讨论。

　　刘源均：您在本书收录的多篇文章中都谈到生活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关联。请问由生活史切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作为学术史的生活史应当如何处理日记、书信等文献中的“假象”，将之还原为重建历史真相的可靠工具？

　　张仲民：是的，本书多数论文都利用了大量日记、书信材料，侧重从生活史的角度考察学术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意在探索文本背后的利益缠结和复杂关系，希望更真实地呈现生活、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联互动，以及相互制约情况。

　　当然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生活史不能简单等同于学术史、思想史或政治史。比如，一些学术史研究者经常喜欢依据当事人著作的序跋、行述、评传、年谱或其他一些公开的言说来讨论或定位研究对象的学术贡献和人际关系，或者大而化之从学派、学风等学术史角度立言，未免以偏概全。此外，还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研究者没有看到有关资料就认为不存在，或看到与自己预设存在矛盾的资料便讳言不提，片面夸大自己发现或使用的所谓独家史料的价值，或者概念先行，或者太过依傍他人研究，这样很容易出问题。

　　书中“作为学术史的生活史”的提法，一方面是受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同行的启发，一方面则是对过去学术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研究中偏重文本材料和表面言说弊端的反思。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说法有多高明或可以广泛推广，只是希望读者由此更加重视从生活史的角度去挖掘历史的细节，完成更复杂的史实重建工作，藉此更好地认识历史资料本身的多元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历史认识与历史书写的局限性，尽量避免为材料中的“表演”或“作伪”误导，以致受骗上当、弄假成真。在此意义上说，生活史既是研究对象，也可能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径。它可以让我们对学术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等议题有更“社会”、更“接地气”的观察和体认，由此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研究更接近历史真相，更具自我反思性和典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