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的印第安映像
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是全球电影大都城，一个专门制造影坛明星、让人追逐“美国梦”的名利场。好莱坞标榜艺术，但毕竟是个赚钱营生，得适应主流社会的需求，容不得演员“离经叛道”。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的“追逐女巫”（witch hunt）导致电影制作人、编剧和导演入狱，数百名表演艺术家被列入黑名单即为实例。据有识之士哈利·贝瑞（Halle Berry）和大卫·威尔斯（David Wells）揭露，好莱坞影业“白人至上”频仍，几乎霸占着整个舞台，尤其是长期针对美洲印第安族群实行种族主义。
好莱坞巨星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挺身维护正义，为被欺凌的印第安人发声之义举令人难忘。1973年春，白兰度以在《教父》（第一部）里的卓绝表演，二度荣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回，他竟然拒绝领奖，而让一个印第安血统的女演员代替他出席1973年3月27日在洛杉矶音乐中心的多萝西·钱德勒剧院（Dorothy Chandler Pavilion）举行的颁奖典礼。
女子名叫玛丽·露易丝·克鲁兹（Marie Luise Cruz），父亲为印第安阿帕契族人。她在中学毕业后给自己取名萨申·小羽（Sacheen Littlefeather）。Sacheen是她父亲对她的昵称，“小羽”（Littlefeather）则为印第安族的象征。少女自称“小羽”，凸显其血统，宣示她是印第安族的后代，不忘遭受种族灭绝的美国原住民的历史。正因如此，白兰度特选中她为代表，出席颁发小金人的好莱坞“大弥撒”。
是日傍晚，萨申·小羽身著印第安阿帕契民族服装，携带白兰度所托长达15页的严正声明，众目睽睽下登上第45届奥斯卡颁奖台。她天真未凿，轻声细语地说：“我叫萨申·小羽，是阿帕契族人，今晚代表马龙·白兰度……来宣告，他十分遗憾，不能接受颁发给他的奖项，尽管他认定此次授奖为慷慨之举。”
其时，好莱坞当局无理限制萨申·小羽讲话，只给她60秒钟的发言时间，还威胁要让警察来将这弱女子抓起来。萨申·小羽站到台上，博得了些许同情，确有人击节赞叹，但场内却是一片鼓噪声，呈粗暴压制登台弱者之势。号称“西部片王”、曾主演由约翰·福特（John Ford）执导的西部片《关山飞渡》（Stagecoach, 1939）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颐指气使，企图施暴，被保安人员阻止，场面惊人。
时隔五十年，到2022年6月，曾任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院院长的大卫·鲁宾（David Rubin）致函萨申·小羽，对她在第45届好莱坞奥斯卡颁奖仪式上的遭际表示歉意，此为后话。
萨申·小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圣弗朗西斯湾当模特儿，同时专心舞蹈和戏剧修养，希冀在艺术界为自己的民族发声。1969年，她加入全美印第安人联合会，参与印第安人的维权活动。1972年，她以“小羽公主”为名，在美国一座美术宫里组织了“土著艺术节”。她声言要收回原住民的土地，积极支持印第安部族“占领”南达科他州的阿尔卡特拉斯岛的行动，还宣布放弃美国公民身份。
当是时，她在奥斯卡领奖台上受阻后接见记者，当众向报界宣读了马龙·白兰度委托给她的信件全文，冲破好莱坞当局的无理封锁。白兰度在这封信里，指斥好莱坞影业将印第安民族描绘成“生性残暴的野蛮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影片比比皆是，数以千计。他反对美国政府派军警镇压印第安部落原住民收回阿勒卡特拉斯岛的暴行，因之拒绝好莱坞颁发给自己的奥斯卡奖。马龙·白兰度为好莱坞影星，本应遵从影业巨头的“明星制度”。可他不识“抬举”，公开拒领奥斯卡奖，而委派一个印第安血缘的女演员宣读一项声明，自然被好莱坞当局视为大逆不道，无法容忍。
马龙·白兰度自幼受母亲歌唱熏陶，对一切种族主义行径深恶痛绝，一生中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各类相关活动。自从影后，他公开反对好莱坞影坛丑化“红种人”的卑劣伎俩，曾在美国好莱坞联盟一次会议上表态。1955年，他因30岁上在卡赞执导的影片《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 1954）表演出色，首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一时声名大震。中国一般观众比较熟悉的，是马龙·白兰度1962年在李维斯·麦勒斯（Lewis Milestone）拍摄的影片《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 1962）里饰演的“蓬蒂号”舰舰长弗莱哲·克里斯蒂。在这部影片里，白兰度生动演绎了策动军舰官兵哗变的这位英国海军上尉的叛逆性格，而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此类桀骜不驯的人。
《叛舰谍血记》是在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的德夏罗阿珊瑚岛拍摄的。拍片过程中，白兰度钟情于饰演土著美姝曼蜜迪的塔希提女子达丽塔，二人相恋，如胶似漆。白兰度遂跟白人妻子安娜·凯什霏离婚，娶“蛮女”达丽塔为妻。好莱坞影坛巨星此举，当时颇令美国白人社会错愕。当事人却坦言：“在塔希提，当你在街上遇到人时，他们会对你微笑，跟你攀谈，帮助你。在美国，路上碰见人，互不搭理。你死在街巷，也无人在乎。”他又说：“塔希提人嘛，他们只想欢笑，尽情舞蹈。”可见，白兰度唾弃现代的美国生活方式，爱上了塔希提岛上原住民朴实无华的风习。至于对他在其中发迹的好莱坞，这位大明星反而更有厌恶之感，不愿自己的子女接触这座“滋生腐败的名利场”。
白兰度跟达丽塔育有一子一女，明言：“我的两个孩子是塔希提人，到美国会遭殃的。”人们由此不难理解，该好莱坞大明星为何深切同情美国印第安人的厄运，为何反对美国既立的文化秩序，拒领好莱坞颁发的奥斯卡奖项，而此奖项正是全球众多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他在委托萨申·小羽宣读的《致好莱坞的信》里，揭露美国政府违背美国人民的仁爱观，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万恶罪行。
世人没有忘记1890年美国政府的“蓝军”对南达科他印第安原住民的血腥屠戮。当年12月29日，美国第七骑兵团将南达科他原住民的居留地团团围住，动用四门大炮，用机枪扫射，死者尸体被扔进公共坟场，情景惨不忍睹，在历史上留下血腥一页。更令人愤慨的是，参与大屠杀的“蓝军”士卒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在美国当局怂恿下“立功受奖”。
回顾往昔，欧美白人殖民主义者在“新大陆”劣迹斑斑，罄竹难书。马龙·白兰度在他的公开信中揭示：“二百年来我们对保卫自己土地、生存和家庭，为自由权利奋战的印第安人说：‘朋友，放下你们的武器，然后我们就能联合。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咱们双方就可以谈和，签订对你们有利的条约。’可是，当他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他们杀害了。我们强迫他们签订欺诈性条约，而自己从未遵守过。在印第安人从远古就生存的土地上，我们把他们变为乞丐。整个历史完全被歪曲了。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权利，所作所为既不合法又违背正义。他们捍卫自己的土地和自由，而我们的仁义道德实为邪恶和罪行。历史将会审判我们。到底是患了什么样的精神分裂症，使我们虚伪地向全世界宣扬已承诺了自己的担当。百年以来，美国的印第安人忍饥挨饿，受尽凌辱，我们干的一切，就是让世界上别的国家失望。……美国影业将印第安人描绘成‘恶魔般的蛮族’，正是充当了这一恶行的得力帮凶，需要予以无情揭露。试想，当印第安人的子孙看到好莱坞拍摄的这类影片，或者电视片时，他们在精神上会受到多么深的伤害。那绝不是他们民族的真实面貌。”
马龙·白兰度同时还给金球奖评审团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说：“我感到，今天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当局把公民当成了客体，美国的帝国主义和对外干涉，也间接触及到我国自己的人民。印第安人和黑人遭虐待，新闻界被戴上嘴套，这个国家创立之初的理想遭到亵渎。我恭敬地要求你们懂得，接受荣誉，哪怕是善意的表达，就等于让我们剩下的唯一体面受损无几。让我为《教父》来领取奥斯卡奖是荒唐的。显然，为一个六十年来诋毁印第安人的机构好莱坞添彩抹粉，实在是可笑的。我请萨申·小羽代替我来揭示你们给印第安人的不公正待遇，维护一个民族的自尊，让人内心感到了一种慰藉。”
笔者年轻时看过一些好莱坞影片，其中不时出现印第安人突然从密林深处跳下大树，用斧头砍杀过往的白人往来行旅。这类镜头里，“红种人”面目狰狞，颇似“吸血鬼”或狡猾的盗马贼，皆十恶不赦，残暴形象久久难以抹去。新近，克拉哈和朱丽娅·库伯贝格（Clara Kuperberg, Julia Kuperberg）两姊妹制作拍摄的巨型历史纪录片《好莱坞的印第安人：一场美国悲剧》（Les Indiens à Hollywood, une tragédie américaine, 2024/2025）又重现巴黎电视荧屏：它详尽剖析了美国好莱坞拍摄的印第安人题材影片。这种“美国的悲剧”，展现出美国西部片的暗面，即印第安人始终是白人牛仔的生存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典型的显例是好莱坞1936年出品的巨片《平原人》（The Plainsman，在海外市场，这部影片常被冠以The Adventures of Buffalo Bill之名，中文译名为《乱世英杰》），片中将印第安人表现为“未开化的蛮族” “愚昧可笑的野人” “文明世界的大敌”；让观众想到十六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塞布尔维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鼓吹对阿兹特克人要“施以暴力”的叫嚣。
须知，所谓文明，首先是人性文明。正如法国作家杜阿迈尔（Georges Duhamel）所言，“文明在人类的心坎里”，而美国的社会现实恰恰为其悖论。当时，将巴法罗吹棒为“抗蛮族英雄”的荒诞影片之一后，1939年好莱坞又推出《关山飞渡》，由爱尔兰血统的约翰·福特执导，描述一辆白人驷马大篷车奇迹般从杰罗尼莫率领的阿帕契族人轻骑兵队的追杀走脱，“如同逃离了野蛮的魔爪”一般。该片歌颂老戏骨约翰·韦恩饰演的林哥小子与女郎达拉丝的奇异爱情，宣扬印第安人是白人社会恒久的威胁，竟然也能够久映不衰，成为一部“西部片”经典。此类鼓吹白人至上，诸如1975年推行的《布谷鸟巢上飞》（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文又译为《飞越疯人院》）等影片，剧情荒诞不经，有起码自然知识的人都晓得，布谷鸟根本不会筑巢。
无需赘言，好莱坞也拍过少有几部所谓“亲印第安影片”，诸如《阿帕契族的愤怒》（Taza, Son of Cochise, 1954）、《印第安人的复仇》（Navajo Joe, 1966）、《吾侪爱河》（The Indian Fighter, 1955）和《草原女王》（Cattle Queen of Montana, 1954），还有近来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 1990）。麦克尔·曼（Michael Mann）1992年制片的《最后的莫西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也算比较客观。但总的说来，好莱坞影业的主旨，在于维护白人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为之，他们处心积虑地灭杀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野牛群。原先，德克萨斯州广袤的平原上，生长着七千万头野牛，被野蛮屠杀后只剩下三十万头。一个美国“蓝军”中校扬言：“杀死一头野牛，就少了一个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顽强抵制欧美社会的物质化生活方式。他们崇尚大自然，仰望美丽的星空，珍惜可贵的自由。面对白人殖民者的暴力，印第安人跳起“幽灵舞”或“太阳舞”，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出现过像杰罗尼莫（Geronimo）、“西挺雄牛”（Sitting Bull）和“红云”（Red Cloud）等杰出的民族领袖和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876年，在利特比格尔纳战役中，印第安人曾经击败美国政府的第七骑兵团，打死了“蓝军”著名的枭雄卡斯特中校（Lt. Col. George A. Custer）。
印第安民族曾是美洲大陆的主人，曾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过长久不屈不挠的斗争。好莱坞巨星马龙·白兰度挺身维护正义，为被欺凌的印第安人发声，维护他们的话语权，乃是一个艺术家心智的纯情流露，在全球受到众多人的尊敬。一个普通电影观众反映说：“我欣赏白兰度的素质和品行，冷对那些以世界主宰自居者，因为他们并不属于美国人民的正统。白兰度是一位大度而又奇特的电影演员。今天有哪位名人会拒绝一项奥斯卡奖？只有白兰度肯为人道主义事业，敢于在世人面前这样做。”1566年，天主教会会士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曾于82岁弥留之际，谴责罗马教廷支持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滥施暴行。他手执蜡烛，谆谆嘱咐人们“要继续保护印第安人”。从此角度衡量，白兰度就是今朝的拉斯·卡萨斯。
以笔者所观，马龙·白兰度生于大洋彼岸的幽谷，现今已随密西西比“老人河”逝水而去。但是，他生时所持的价值取向和民族认同，迄今仍然留存人间。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殊遇所表现的，不单纯是对受虐的印第安人民族的同情，更反映了对美国历来在全球恣意滥施文化霸权的忿懑。此君令人钦佩，值得全世界千千万万影坛受众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