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西汉扬雄《解嘲》有言：“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意谓孤独寂寞正是德性栖止的居所。读罢袁济喜先生的《人海孤舟：汉魏六朝士的孤独意识》，我一再想起这八个字。此书199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列入“中国知识分子丛书”印行；三十年后，又由该社收进“旧时月”文丛重刊。袁先生在新版后记里借刘禹锡“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之句，说六朝旧时月不随朝代兴废而更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旧时月即新月”。孤独原非六朝文人所独有，而是每一代人都须重新面对的处境。

　　这一轮重刊，除全面校订、增补历史图片外，最堪玩味的是书末余论：它把士的孤独从汉魏六朝一路牵到苏轼、徐渭、李贽、汤显祖，直至章太炎、李叔同与鲁迅，隐然勾出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原本断代的心态史就此溢出了汉魏六朝的边界。一位学者于古稀之年重返青年旧作，携三十余年学思重加修订，遂令这轮旧时月映照今人时更见岁月的纵深。

　　重读此书，于我却不止是重温学问，更像隔着二十年光阴，重又走进袁先生那间办公室。人大国学院最初的办公区设在北区食堂楼上，楼下饭点时人声喧沸，楼上却一片沉静，仿佛市声愈喧，方寸愈幽。后来学院迁入新落成的国学馆，廊庑深长，午后斜阳照进空廓的走廊，静得能听见脚步；窗外银杏疏疏，偶有一两声鸟鸣坠下，又被那片空阔吞没。那时就懵懂觉得这份静是一方安顿身心的居所，以后坐进先生的课堂中才让这样的感悟更加深刻而亲切了。

　　袁先生讲课，常由一字一句生发，旁征博引而不离人情事理，若遇偏爱的篇章，便点学生当堂诵读。轮到我读庾信，《哀江南赋序》的“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小园赋》的“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读罢满室寂然，肌骨生寒。那种被时代与家国一并抛下的孤独，仿佛透纸而出。先生有一句话我记了很久：不要害怕孤独，也不要拒绝孤独，做学问尤其如此。他又说，坚毅的孤独者比起肤浅的乐观主义者，更能进行创业与开辟。这一句，我后来在余论里重又读到。

　　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时，他常提醒我们，人人都艳羡那个“最自由、最解放”的时代，风神潇洒，不拘礼法，可一旦深入其内心，与其说是潇洒，不如说是沉重。开放与孤独，飞动与凝滞，才是六朝士人真实的心灵结构，而最深的一层正是孤独。此书异于寻常学术著作，也恰在此：书中的孤独不是一具供人剖析的标本，写书的人自己就在里面。这不是旁观者的分析，而是同行者的体认。

　　此书的根柢判断是：孤独并非孤立的心理现象，而是士所守的文明价值与现实秩序之间那道深刻裂隙的产物。就字义而言，孤独原是切实的人伦缺失，本与哲学无涉。《孟子·梁惠王下》历数“鳏寡孤独”四种“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其中“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孤与独，本指这些失了至亲、无所依告之人，中国人的孤独，源头正在人伦的断裂处。但人伦之孤只是第一层。士之为士，其孤独更多来自道德上的孤高。孔子守仁义而叹“莫我知也夫”，庄子睹人生之微渺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屈原行正道而“举世皆浊我独清”：儒者持道义而不见知，道家超世俗而对天地，文人抱幽愤而托风骚。路数虽异，却共同指向一个悖论：士越是真诚地持守其理想，就越难为现实秩序所容。有学者尝言，士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守护者，所守之道既高于流俗、拗于时势，便注定与自己的时代长久错位。再往下，还潜伏着更深一层：人独立天地之间，面对无穷时空时那种本体的茫然。陈子昂登幽州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苏轼泛舟赤壁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说的正是同一种苍茫。这一层无关际遇，无关贤愚，是人之为人所无从摆脱的。三层孤独，一层深似一层。

　　儒道释三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要把这层层孤独点化过来。儒家先正视后安顿，教导“德不孤，必有邻”，“慎独”更使孤独成为修德的道场；道家索性以独为贵，老子自陈“我独泊兮其未兆”“我独异于人”；到了禅宗，有僧问百丈怀海“如何是奇特事”，答曰“独坐大雄峰”。同是“独坐”，比之阮籍“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的凄惶，境界已成了圆满的自足。于是，面对孤独，士人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一条把它当病来治，急于填满、消解、麻醉；一条把它当宅来住，在其中安顿自己，以抵“独往”之境。扬雄那八个字所道破的，正是后一条路。

　　而《人海孤舟》也写尽了六朝士人的前一条路：佛道、山水、酒色、艺术，一一成了安放孤愤之所，也成就了六朝文学的高峰。袁先生却指出，这些出路久之会结成一种“闭锁的反馈”：本为疗伤，终成惰性；本欲超脱，反而泥滞。以至六朝末季国破家亡在即，仍清谈不辍、沉湎声色。孤独既可以是高尚其志的标记，也可能是精神自囚的温床。

　　书中有一章题作“止痛与安神”。钟嵘《诗品序》称诗能使人“穷贱易安，幽居靡闷”，钱锺书比较司马迁“发愤著书”与钟嵘此说，有一句妙论：“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袁先生正接着这一譬喻，认为孤独的两条路也恰在此处分岔。同是一支笔、一杯酒、一片山水，作止痛药，是为昏睡过去，让痛觉钝了、平了；作防腐溶液，却是为清醒地活着，把满腔痛愤收存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止痛者要人忘，防腐者要人记；忘则痛与身俱朽，记则痛化而为不朽。

　　中国思想为孤独备下的解药，完备得举世罕有。麻烦也恰在此，宅难居而药易得，药太好了，好到孤独很难有机会长成一种力量。所以余论把笔锋从六朝牵到近世，最终落在鲁迅身上，大有深意。鲁迅终生酷爱魏晋文章，也曾潜心佛学，那些药他都尝过，却终究不肯停留。他汲取西方的悲剧人生观，硬把孤独锻成前行的气力。袁先生特意点出，面对如磐的黑暗，鲁迅没有像周作人那样以苦茶隐逸自我麻醉、重蹈老派士大夫的旧辙，而是在孤独中啸傲奋进，终成“真的猛士”。从屈原到鲁迅，孤独的面目屡变，而那条化孤独为力量、绝不自我逃遁的血脉，始终未断。

　　也正因如此，这样一部谈千年前孤独的旧书，今日读来竟毫不隔膜。此书写于1993年，那年六月，《上海文学》一篇《旷野上的废墟》引出“人文精神”大讨论。其时，市场大潮漫涌，不少读书人无所措手足：有人下海，有人失语，也有人在孤独中默默坚守。那默默坚守的一脉，正是人海里不肯沉没的孤舟。

　　然而此书的目光并未停在1993年。书末有近乎预言的一段：现代高度发达的科技与工业文明，把人变成社会大机器上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孤独感成为人类精神危机的前兆”。我们这个时代据说最不该孤独，一部手机在手，便可与天涯万人同时相连。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已把孤独列为迫切的全球健康威胁，英国、日本先后设起“孤独大臣”，年轻人纷纷自认是不愿社交的“I人”。麻省理工的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揭示的场景是，屏幕内熙来攘往，是浩荡人海，屏幕外形单影只，是各自孤舟。

　　况且今日的止痛药，比六朝更精巧、更即时、更廉价，可无限续杯：刷不完的短视频是酒，无尽的娱乐消费是声色，速成的“鸡汤”与玄学是佛道，同样让人在麻醉里不愿动弹。于是这本书的那道选择题，一千多年后原封不动摆到面前：是把孤独交付止痛药，在麻木里耗散，还是把它炼成清醒与创造的底气？答案书中早已写就，只是每一代人都得亲自重答一遍。

　　也许有人会问：把孤独当作“宅”来安住，与遁入佛道与山水的逃避，究竟有何分别？《坛经》早有回答：“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孤独既生在人群之中，安顿它的地方也就不在人群之外。这或许正是“人海孤舟”四字最要紧的意思：孤舟要的从不是离水登岸的解脱，而是在这一片人海里，独自漂浮而不沉没。

　　扬雄那八个字后面，还紧接着八个字：“世异事变，人道不殊”。世事再变，而人之操守不该随之而变，这本是极自信的宣告。可写下它的扬雄偏偏没能守住，王莽篡汉，他身仕新莽，作《剧秦美新》以颂其功德，后因弟子刘棻案受牵连，仓皇间竟自天禄阁一跃而下，几乎殒命。时人遂拈出他《解嘲》里的自许原句奉还：“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把孤独写成一间“守德之宅”的人，终究没能在里头住到底。如何在世异事变中守住一个人的孤独与操守，原是古今都不曾解开的难题。

　　也正因如此，袁先生这部书原不是写来宽慰谁的。它把作者、连同今日的你我共有的困惑一并摊在纸上，追问不休。那份明知随时可能失守、却仍不肯松手的撕裂与痛楚，或许才是唯一经得起岁月淘洗的东西。世事屡迁，而旧时月不改，夜深时分依旧过女墙来，曾照扬雄，照六朝人，如今也照着掩卷的你我，把这历史的追问一夜一夜照上后来人的心头。所谓孤舟，原不是终能泊岸的那一叶，而是明知或将没顶、仍不肯收桨的那一叶，人海苍茫，它兀自亮着一盏灯。

　　（作者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