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书亦补史，承古自成新

　　

　　一部古籍的寿命有多长？若无人呵护，不过百年即成齑粉。古人云“纸寿千年”，也赖一代代能工巧匠以手承技、以心续脉，方使残卷不朽、文脉长存。姜铁军先生所著长篇纪实小说《古籍修复师》以百年时光为经，以国内几代知名古籍修复师的命运为纬，编织出一部关于手艺、关于传承、关于文明赓续的动人长卷。读罢此书，最深切的感受是：古籍修复从来不只是一门技术，它是在时间的侵蚀面前，对文化与文明的守护。

　　本书最为厚重的历史叙事，是勾勒出古籍修复从个人技艺到国家事业的跨越性转变。故事从1918年讲起，十六岁的张士达进入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当学徒。彼时的琉璃厂，堪称古旧书籍与书画装裱修复的“江湖”——各家铺面各怀绝技，既有合作亦有竞争，行业规矩多靠口耳相传、师徒相授。张士达浸淫其中，对古籍修复与书画装裱工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学徒期间表现优异，肄雅堂店主丁梦松将其收为徒弟，专习古籍修复。从辨别纸张、熟悉工具、裁书、打浆糊、揭书页做起，张士达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在业内赢得“第一国手”的美誉。

　　书中详细记述了张士达修复唐代手抄本《金方秘诀》一事，读来令人动容。这本古医书因受潮粘连，糟朽严重，几成“书砖”。张士达采用“金镶玉”技艺对其进行修补——旧纸陈而泛黄，新纸洁白如玉，以新纸镶补旧纸，二者之间的色彩过渡、厚度匹配、纤维衔接，每一处都考验着修复师的眼力与手感。张士达以麻纸包裹书籍并放入笼屉熏蒸，从而揭开严重粘连的书页，再行清洗、修补、装订……既要补得牢靠，又要补得美观，还要保持古籍原有的韵味，每一步都是对耐心与技艺的双重考验，但他克服重重困难，终获成功。

　　作者讲张士达的故事，不仅呈现了一位修复师的成长史，更忠实记录了一个行业的生态面貌。在琉璃厂，古籍修复首先是一门谋生的手艺，是“江湖”中立身的本事。这门技艺门槛高、习得难，“心要静，手要轻”，最重要的是“坐得住”。它不是可以速成的功夫，而是需要长年累月的浸润与打磨。然而，个人的成功终究是短暂的辉煌，真正让张士达当得起“第一国手”之誉的，是他将古籍修复这门技艺投入到了国家事业之中。

　　1949年以后，经过一系列历史变革，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接到修复金刻本《赵城金藏》的任务。这部金代大藏经因战火流散，辗转多地，残损极为严重。这是一项国家级的文化工程，由赵万里主持修复工作，先后有李世尧、韩魁占、张士达等古籍修复师参与其中。书中写道：“这是北京图书馆有史以来时间最长，也是最难和最考验古籍修复师技能的一次古籍修复。《赵城金藏》的成功修复，为此后修复《永乐大典》、敦煌遗书、西夏文献、‘天禄琳琅’等珍贵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修复《赵城金藏》的意义远超一部书的修复本身。此后，国家文物局举办“装修古旧线装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张士达、汪增仁等人担任培训师，培养了一批青年修复师。从一家铺面的学徒到国家文化工程的参与者，从个人手艺到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张士达的人生轨迹，恰恰折射出古籍修复从“江湖”走向“庙堂”的历史性跨越。

　　如果说张士达的故事构成了本书的历史纵深，那么潘美娣、汪增仁、汪学军、朱振彬、杜伟生、徐晓静等人的故事，则构成了本书的精神内核。书中写到，八十高龄、已退休并定居南昌的张士达，仍为北京图书馆培养了三名青年古籍修复师：朱振彬、刘建明、刘峰。这三位徒弟，日后都成为古籍修复行业的中流砥柱。而张士达时常告诫三位徒弟的一句话是：“只要是发自心底地热爱，古籍修复就不缺少精彩。”

　　汪学军高中毕业后到中国书店工作，从学打浆糊开始。书中特别写到一个细节：他曾因修补古籍不合格，被因切书、切纸技法高超而人称“大刀汪”的父亲汪增仁责令返工。父亲的严格要求，让他迅速成长。后来他和刘秋菊一起承担从日本回购的《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的修复任务，两人齐心协力，顺利完成。汪学军最终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晓静师从汪学军学艺多年，她深刻理解师傅那句“用心！用心！用心补啊！”的良苦用心。师傅从打浆糊到修国宝，靠的正是“用心”二字。

　　更令人感佩的是，无论“热爱”，还是“用心”，都并非因循守旧，而是在传承中不断催生创新。以杜伟生的“掏补法”为例：《永乐大典》因战火损毁严重，国家图书馆修复《永乐大典》时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难，常规技法难以应对，杜伟生沿承前人实践，摸索出“掏补”方式，既保证了修补的牢固性，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张士达与弟子邱晓刚在古籍记载和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纸浆滴补”法；徐晓静则受传统工艺启发，摸索出“浮水法”——这些技术精进，无一不是在深入理解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诞生的。

　　读《古籍修复师》，最打动人心的，并不是某一项具体技术的精妙，而是古籍修复师面对时间这个强大的对手，为了延缓古籍纸张老化、墨迹褪淡、虫蛀蔓延、霉变侵蚀等不可逆的自然过程而倾注的心血。据“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普查数据，我国现存古籍约5000余万册（件），共计20余万种，是世界上古籍存世量最大的国家。然而，这一庞大数字的背后，是同样庞大的保护压力。由于战争、水火、虫蛀、霉变以及人为损毁，大量古籍的保存状况并不乐观。如果不加以抢救性保护，其中相当一部分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不可逆的损毁。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有言：“使昔贤者留贻之经训，前代守护之遗编，将自我而沉霾，何以告古人，更何以慰来者。”文明的传承与延续是多维的，而古籍修复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补书亦补史，承古自成新。在一个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古籍修复师》让我们重新审视“慢”的价值，审视“热爱”和“用心”的分量。那些愿意慢下来、以一生之力修补残卷的人所守护的，不仅是一页页纸张、一册册古籍，更是它们背后那个绵延不绝的文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