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锦杭：用文字寄托对母亲的思念

　　

　　文学的种子是母亲给她埋下的。在郑锦杭读小学时，母亲经营一家爆竹厂，工厂仓库囤放着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废书。书成了废书也还是书。郑锦杭童年的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趴在昏暗的仓库书堆上贪婪地找书。

　　郑锦杭读书、写书，很早就离开了故乡，越来越少地回到故乡。不是因为故乡已经不像故乡，而是因为已经没有了母亲。她用文字寄托对母亲的思念，除了文学，似乎再也没有更好的方式。《不虚此生》记录了郑锦杭对母亲最深刻的思念，也是她对故乡一场漫长的寻找与确认。它原来只是埋藏在岁月页岩中微小的种子，但它撕开了时间的坚壁，生长出了芽叶，枝丫，并且开放出了花朵。

　　中华读书报：《不虚此生》思维跳跃，也许不能以严格意义的成熟小说来要求它的叙事，甚至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不交待，比如书中母亲就被直呼为“王如玉”。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形式？

　　郑锦杭：我爱看电影，很少有电影会对人物及其彼此的关系逐一介绍，但很少有人会因此而看不懂电影。很多电影都没有规则可循，比如，戈达尔的电影都是由一些片段组成的，他曾说他从未成功地从头到尾说完一则完整的故事，实际的人生与生活也比电影与文学更要捉摸不定，没有既定的规则。有人告诉我，他在看《不虚此生》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个电影的镜头，一帧帧电影的画面，他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看完了一本书。我大概更多受到电影的影响，使得我的文字也更像电影的镜头语言。

　　中华读书报：刚开始阅读这本书，我其实有一些障碍甚至抗拒，因为和平时的阅读习惯太不一样了。但是很快就被你的语言吸引着往下读，而且我发现这种纯粹的叙述力量和真挚的情感更能打动读者。这是你一贯的写作风格吗？你不担心这样的写作对阅读形成挑战吗？

　　郑锦杭：每个作家在写作的疆场上都有自己的营垒，我所选择的营垒就是：真情实感。很多作家的书读起来都不轻松，甚至让人望而生畏，《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百年孤独》，无不如此，克劳斯瑙霍尔考伊·拉斯洛的一个长句子长达十多页，令人发指。很多作家的书都独树一帜，也都有自己忠实的读者，而且经久不衰。一个作家最可怕的不是太有风格，而是没有风格。我在创作谈中写过：“文无定法。诗无达诂。《不虚此生》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步人后尘，不期求完美无缺，也许还有显然的缺陷，但它没有怯懦，没有犹疑，绝不优柔寡断，深思熟虑，且有自知之明。”我对读者有信心，我们很多时候都低估了读者的审美及其阅读能力。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对人物的刻画别具特色，比如用“疯狂”的反问：我疯狂吗？陶至柔疯狂吗？孔希言疯狂吗？石小鲜也疯狂……这些人物被极简概括，却栩栩如生。能否谈谈你的人物塑造？

　　郑锦杭：文学，电影，画作，乃至一切的艺术，如果追求面面俱到，往往容易流于平庸。我在完成人物的时候有时不惜简省，大量留白，有时不惜铺排，浓墨重彩，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人物流于平庸。我连续用五个章节书写这些内容，就像疯狂的人物组曲，它在不断地反复、回环与叠加，它几乎在铤而走险，我更希望我的人物因此能让人过目难忘。

　　中华读书报：书中李若水对于教育的理解令人深思，比如他说“更理想的教育应该要能够更接近它原来的模样”。一个年轻教师的成长尽在眼前。但是后来，“我对教书理解得越多，就越不敢教书”。能谈谈你对教育的理解吗？结合多年的教育经验，你认为当前教育最缺乏的是什么？

　　郑锦杭：我小学四年级以后要走路到别的村庄上学，我胃痛，不能上课，为了减少狭小路面的颠簸加剧我的疼痛，老师一路推着自行车把我送回家。我读初中的时候在离家很远的学校住校，老师要是看到不辞辛苦来给学生送米、送菜、送衣被的家长站在教室窗外，就会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说：你们要是不好好读书，怎么对得起父母。我读师范的时候最受美术老师的青睐，我并不擅于画画，但是会写文章，老师带领我看书，看电影，叮咛我只有先做人才能写文章，毕业的时候给我寄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盖世文章。我的这些老师怎么给我上过课，都在课上教过什么，我几乎全忘了，但我始终不能忘怀其情其景，受之深刻的影响，他们是我心目中最好的老师，触动人心。时至今日，不仅仅是教育，很多行业及其领域最缺乏的就是：触动人心的人心。

　　中华读书报：李若水对“我”来说堪称生命的导师。他对于教育的忠诚、对爱情的态度堪称理想中的人物。韩晚成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却在现实中不断妥协。你是理想主义者吗？

　　郑锦杭：稀缺的李若水与韩晚成更能唤起我们心灵深处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并且得到净化与升华。在我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曾经对女儿说：小时候，老师总是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妈妈如今还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选择写作，就是出于我的理想主义。有人曾经对我说，不能奢求大部分人都要有理想主义，一个人如果到了四五十岁还抱有理想主义就太天真了。然而，人类历史的漫长发展始终伴随着部分胜利与部分失败的残酷交织，但是人类从来不曾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所退却，百折不挠，从来都不失为满怀理想主义，人类也许就是最天真的一个族类，我也是其中天真的一员。

　　中华读书报：小说以“道路”为主线，林大方一生追求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你如何看待“出走”与“回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否也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写照？

　　郑锦杭：不是只有现在的人才有“出走”与“回望”之间的矛盾：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古往今来，无数的人都在不断地出走，不断地回望，我们只要更多地细想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过去了千千万万年，人性的变化微乎其微，甚至没有变化，每个时代的人都活在巨大的矛盾中，它是一种普遍的矛盾。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始终围绕女性成长与教育议题展开。新作中，林大方既是教师又是写作者，既依恋故土又渴望远方。请问你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女性在家庭、职业、自我实现之间的多重矛盾？

　　郑锦杭：女性似乎要比男性更加原始，混沌，也容易陷入疯狂，容易破碎，但是在真正面临生命的熔炼的时候，女性却要比男性更加英勇、刚强与坚韧，女性的爆发力也要比男性更加惊人，动人心魄。人若无妻，如屋无梁。男人不能缺少女人的帮助。女性不只是男人肩胛的一根肋骨，更是男人生命中的中流砥柱。女性与男性从来都在彼此成就，交相辉映，男性与女性如果都能够尽早对此有所认识，也许会避免很多婚姻的悲剧，也会减少很多对婚姻的失望与恐惧，尤其对女性而言，更能避免过度地自我窄化与矮化，减少对生活的怨艾与哀伤，既承认自己的有限，也不怀疑自己的力量，不会为多重角色的矛盾所惑，乃至并不以为它是一种矛盾，轻装上阵。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多次描写故乡的剧变与主角的逃离。在城市化浪潮中，你如何看待故乡，又该如何安放“归属感”？

　　郑锦杭：白居易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苏东坡进而说：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陶渊明更为物化忘我地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为此，每个人的心里也许都有一座爱恨交加的“隅州”，也都有一座“不像故乡的故乡”。古往今来，人类终其一生的迁徙、飘摇、停驻、辗转、追溯，步履不停，都似在寻找精神的原乡，它不取决于地理的尺度，取决于心灵的深度，倘若彷徨的时候，不妨借古通今：心安归处，心远自偏。

　　中华读书报：你多次提到“像写诗一样写书”，在《不虚此生》中，语言凝练、节奏独特、意象丰富。你是否有意创造一种新的小说语言，这种语言是否也在回应某种文学传统的断裂？

　　郑锦杭：知名出版人郑重曾说，他之所以愿意推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好的人生》，就是因为我不模仿任何人，我的语言具有高度的辨识度。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更冷静的艺术家要能够在艺术的汪洋中果断地选取只属于自己的一瓢水，我果断地选取“像写诗一样写书”，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出于深刻的本能。我们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曾经有一字千钧并且臻于永恒的凝练、深沉、广袤，仅仅张若虚的一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就足以使无数现当代文学黯然失色。我不否认我更希望我的语言能够为追寻并接续汉语之美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