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五四”的时空感

　　■张钧皓  唐景园

　　百余年前，时代交替的大风在中国吹起。这风裹挟着新与旧、中与西、城市与乡村、精英与大众，在政治更迭与思想激荡中此起彼伏。于这风中寻路、立身、思考的知识分子们，构成了我们回望当时中国时难以绕开的群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瞿骏长期关注这片由“大风”卷起的历史水域。他的博士论文聚焦辛亥革命与上海城市的互动，此后推出《大风起兮：地方视野和政治变迁中的“五四”（1911—192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将五四运动置于1911至1927年的政治变迁中，近年来又把研究视野延伸至中共革命史。这种跨度并非研究兴趣的随机漂移，而是源于他对“长程革命”这一概念的自觉运用。他不愿将历史切成断代的碎片，希望在贯通的长程脉络中追索近现代中国嬗变的前因后果。

　　在瞿骏的论述中，有几重值得留意的“反思”。他反对将思想文化史过度概念化，反对在套用西方理论时无视中国历史的具体语境，反对以“完人”标准苛求历史人物，也反对将地方简单视作中心的延伸。在他笔下，“五四”不仅仅属于北京，也属于上海、江南乃至更广袤的地方；新文化的传播也不只依赖北大讲堂上的振臂一呼，更穿行于商务印书馆的代派网络与江苏省教育会的下乡渠道之间。

　　近日，就《大风起兮》一书的学术关怀、研究方法以及出版以来作者的进一步思考等问题，笔者对瞿骏教授进行了专访。

　　贯通、绵延与“五四”的“时间感”

　　张钧皓、唐景园：在您讨论“五四”的《大风起兮》出版后，您近年的研究一方面会回到您博士学位论文的领域，追溯辛亥时期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也有进一步研究中共革命。于您而言，为什么不是深挖一处，而是以五四运动为基准做这种向前向后的延伸？

　　瞿骏：在我的构想中，如果把五四运动放进近现代中国“长程革命”这样一个大框架中，那么向前向后的延伸是非常自然而且必要的事。

　　这个构想来源于我长久以来对于历史学本质的思考。当前学界经常会提到人文学科的危机，落到我自己身上当然更多是所谓历史学的危机。历史学如何论证自己的价值？这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或者经常会自己问自己的问题。

　　历史学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只是以人文价值很重要、历史学能修身养性这样的理由来回答，我想是不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容易，不过我们可以“大而化之”一点来讨论。那就是我希望自己做的历史能与当下有更多的连接。“五四”百年，我会相应地做一些“五四”的研究；建党百年，我也会适时地讨论党史。当然这或会被批评为“跟风”，但既为“风”，或可说明在国家和社会面有这个需求，也有一定的共识，那么所谓“跟”，也同时意味着“连接”，意味着更为明确的“学术服务”。

　　这也正是历史学的某种妙处或说价值所在。远去的历史依然能够被一遍遍重述、反思与讨论，仍然能影响一大批学者的研究兴趣，就在于历史与现实、与未来之间不断地对话。当然这样的对话需要跳出简单的一时一地的考察，而是要去寻找和梳理一些延伸性的、最好绵延至今的基本线索。

　　以上都是就外部需求来谈的，就历史学学科本身的特性而言，也会要求我们做向前向后的延伸。举一个例子，目前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经常会把“古”或者“传统”给一致化、扁平化了。如果研究者能往前延长自己的视野，就不难发现，其实所谓“古”如古文运动之古文，如各流派的文辞、文风，都是大不同的，也是在不断产生新旧之别的。清末民初的那一批思想家如梁启超、章太炎，今天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很“古”了，但是在他们的时代，他们其实无比地“新”。

　　所以，历史学研究不能只深挖一时一地，而把前面的“古”与后面的“新”一致化、扁平化，这往往会造成叙述的断裂和叙述的矛盾，同时也容易将自己研究对象的意义看得无比重大。把历史过程中纷繁的前因后果放在连贯脉络中考察，自然地就需要向前向后延伸，这是历史学价值及其本质所要求的。

　　张钧皓、唐景园：确实如您所说，历史学需要连续贯通的观照，“长程革命”正是这一理念的产物。那么，将中国近代接续不断的革命运动串联起来考察，能够对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提供什么帮助？

　　瞿骏：目前我正在思考的中国情感史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挺合适的例子，如果我们把情感史与近现代中国的“长程革命”联系起来大概能提出不少新的问题。

　　所谓中国情感史研究的本土化，就是去努力寻找源自中国自身的情感史脉络在哪里。情感史在中国兴起之后，渐渐变成时髦的议题。既有研究常与欧美的相关研究同频共振。但问题大概就在很多时候是在用中国的材料去回答欧美情感史研究提出的那些问题。我在想，中国的情感史能不能理解自身的脉络，提出本土化的问题？我尝试着从中国近现代的“长程革命”中去寻找这样的问题。

　　王奇生教授在他的《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一文（收入《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中提到，1915年签署二十一条时，中国人面对的是“亡国”危机；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人面对的是“亡省”危机；及至1925年五卅运动时，面对的是“亡人”危机。危机在客观影响层面越来越小，但其所引起的运动风潮却一次比一次大。王奇生教授对此做出了解释，认为随着社会变迁，学生群体壮大、新的政党力量兴起，即使危机程度并没有实质性加深，但民族主义运动的规模仍能不断扩大。

　　王老师的这些解释非常有力，不过情感史或许能补充更多内容。我们讨论这三场运动，或说三次“革命”起因的时候，常会提及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但是帝国主义作为一套概念、一套理论，广大的民众要去全面把握它是不容易的，即使在当时中共党内也不见得人人真正掌握。但是这并不妨碍自清末开始，作为客观事实的帝国主义侵略，在一般民众与基层知识分子当中造成的情感积累与认知推进。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与表述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反帝情绪已经在一系列日常事件中积累、层叠、发酵，形成了一种时代的氛围和心境。

　　正是这种情感的积累形成了运动风潮不断扩大的动因。因此所谓“重返历史现场”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穿越型”，你在现场发现了很多“真相”，但却未必能分析、感受产生这些“真相”的“现实”。另一种是“长期定居型”，你在现场栖迟经年，与历史中人建立了情感的联结。除了发现了很多“真相”，更能理解那些产生真相的“现实”。这就是“长程革命”给情感史提供的新启发。在情感史和革命史领域有无数类似的问题可以做，但是要有前后贯通的“长程”意识，能形成有价值有新意的问题。

　　在地、流通与“五四”的“空间感”

　　张钧皓、唐景园：除了在时间尺度上强调将“五四”放在近代中国的“长程革命”中来看，您还在空间尺度上注重考察“地方的‘五四’”。于您而言，为什么会想要研究地方自己的“五四”新文化脉络？具体到您研究的江浙沪一带，这片区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供了怎样的地方性？

　　瞿骏：其实无论是我个人“在地方的‘五四’”的研究的缘起，还是“在上海的‘五四’”这一命题本身的合理性，都是基于与“北京/中心的‘五四’”的比较与反思。

　　在上海做研究的学者，可能天然地会有这种比较的意识，而且这种比较经常就是放在“中心—地方”视野中的。华东师大的杨国强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他说上海学者，光得到上海学界承认是不够的，还要得到北京学界的承认，北京学界承认你了，你就“站起来了”。由此，我也经常会半开玩笑说华东师范大学是“地方小校”。这个“地方小校”决不是说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不够水准，而是来自于一种跟北京一些高校的对比感觉。

　　当然我们说地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全是基于和北京的比较，因为二者更多时候是相通互动的。五四运动的首倡当然以北京学生为主要，但是如果没有地方的呼应，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也就不会有全国性的声势，更不用说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五四”。而地方的“五四”又不是完全地延续承接北京的“五四”，我们会发现他们各有各的新文化，而且各有各的推行机制。

　　那么“在上海的‘五四’”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有广大的“周边”，当时的江南地区整体上文化水准较高、识字率突出。北京的周边则是相对较缺乏的。这首先影响到“五四”的受众规模。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那场“五四”是一个靠知识分子来生产和推广的运动，那么有多少“观众”能够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接受知识分子想要推广的东西，对于运动能扩展的范围、能达到的效果就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次影响的是推行机制。在当时的北京，知识分子推新文化可能更多靠的是高校的位置和教授的声望。而在文化商业网络蓬勃发展的江浙沪一带，新文化的推行除了学校之外可以依靠一系列商业的、社团的渠道。

　　所以说在上海的“五四”或在江浙沪的“五四”，并不是北京“五四”在地方简单的投射与延伸，大相径庭的传播环境与受众使其一定程度上“自成一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在书中强调，我做的不是“‘五四’在地方”，而是“地方的‘五四’”。

　　张钧皓、唐景园：在您看来，江浙沪的五四新文化推行使用的是一套与商业高度相似甚至直接绑定的机制与网络。那么这样某种程度上的“商业化”是否会侵蚀知识分子传播新文化的初衷？

　　瞿骏：首先我们不能假定对于“五四”，对于新文化，知识分子们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纯粹的初衷，这是一种简单化与后见之明。当然有一些知识分子是有这样的传播新文化的初衷的，但更多的是没有，或只有那么一点点。何况在有初衷的这部分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想要传播的新文化也是有极大差异的，而且绝大部分不是我们今天所认定的那种新文化。

　　就商业化而言，我们不能上来就给它添个标签“有辱斯文”。与商品售卖的机制一样，一种思想文化如果曲高和寡，那它就一定没有市场。那么知识分子要传播新文化，就一定要把复杂的理论、概念、思想简单化、通俗化，然后利用商业机制做传播。典型的就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文化商业机构，他们把新文化送到地方知识分子手中的能力不是高校可比的。

　　当然这种机制也不局限于商业，江苏省教育会也是一个典型的传播新文化的机构。教育会有其自己的网络，江南各地都有地方上的教育会，这样的网络就能够把他们理解的、想要传播的那套新文化投放到周边基层，而这种机制恰恰是当时北京所缺乏的。而且江苏省教育会还能够与商业网络很好地配合，于是就能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这种文化观念推行的具体机制是很有趣的议题。我们现在看到广告中的商品，如果他们有一个某某机构、某某协会的背书，也会觉得这个商品的档次会提高不少。那么当时推销新文化的商铺里也类似，因为市场的机制是恒定的，当时的人们看到教育会、黄炎培等一系列大机构、名人为新文化背书，也自然会受到影响。

　　总而言之，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初衷，而是知识分子不只有初衷，他们还有欲望，有具体的目标，有临时的折中。他们推崇新文化，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同时他们还想要成为大教授，成为名作家，或者谋得一官半职。在这个过程中“推行”本身和“推行什么”的重要性是相差无几的，于是各种机制便派上了用场。这与初衷并不冲突，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没有理想，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人绝不止有理想。正是那么多不纯粹的人构成了历史的主流与动力，动辄要寻找只有初衷、只为初衷的“完人”，或许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

　　如何在“长程的水域”中打捞自己的问题

　　张钧皓、唐景园：百年前那些江南县城青年的烦闷与寻路，其实很容易让今天的年轻人产生共鸣。对于以史学为业的学生，您曾引用刘家和先生的话，勉励大家“先看泽有多大，再决定渔的方式”。在20世纪中国“长程革命”这片广阔的水域里，您觉得还有哪些尚未被充分关注的空白，是您特别期待青年学子去深挖的？又有哪些方法上的建议希望分享给他们？

　　瞿骏：这片水域还有无数题目可以做。我特别期待青年学子关注近现代中国的“科技文明”发展问题和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由于科技史已经独立成一个分支，我们历史学整体对“科技文明”的关注其实是不够的。实际上，近代中国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后来成为科学家，他们的人生经历、政治参与、思想转变，都是值得做的题目。再连带地方上从清末开始的种种科技实践，其实也都可以重新去写。中国人如何把传统与“进化论”相结合，如何理解“科学”，这些问题不能仅放在狭义的科技史里去看。当然，这样的题目并不容易做。

　　首先，你要对进化论的传入与展开、对人文与科学相关的一整套思想脉络有所了解；进而要对作为“科学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发挥影响力有所认识。这些其实都是打通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以及人物研究的题目。反过来说，前面偏重的是自然科学，那么像陶孟和、陈翰笙、吴景超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怎么去研究他们？这就需要你比较多地了解社会学的发展史和它的本土化过程。也就是说，科技文明史里面既有自然科学的部分，也有社会科学的部分，可做的文章很多。

　　关于方法，我想说两点，极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常谈”一般也意味着“重要”。第一，初学者不要一头扎进原始档案。现在不少同学一进入研究就急着跑档案馆，似乎不抄一些未刊档案就显示不出研究的分量。我并非否定档案的价值，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的“跑档案馆”其实更多是在寻求一种我在做学术的“仪式感”。我更建议大家在起步阶段多读已经编纂好的、正式出版的史料汇编。这样做的好处在可以跳脱出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题目，而且能帮助自己快速进入历史场景，感受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

　　第二，你刚进入一个题目的时候，自己没有方向，这时当然就需要去找既有研究。但我的经验是：先不要去读他的具体文字。因为你极有可能被他束缚，进而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不敢写；另一个极端是亦步亦趋地，不自觉地因袭。大概可行的做法是先关注既有研究的史料来源，按图索骥，把他用过的史料找来读。把这些史料读完之后，你再回过头去读他的论文或论著，这时候你就更能写出自己的东西了。

　　除此之外，做学问还有几件事值得注意。第一，要把每天最精华的时间留给自己，而不是每天都留给自己。第二，别人推荐的东西不要完全当真，要建立起自己的判断力。第三，做学问最可贵的便是自信。这种自信，一方面在于坚信自己能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注意，不一定是比别人好，但要不一样；另一方面，对别人的批评要有承受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