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传统”翻山越海

　　2019年，我第一次读完《传统的未来：印刷文化十二讲》的完整书稿。起初是被孙宝林和尚莹莹这两位权威作者所吸引的，但真正读进去之后，吸引我的不再是那些头衔和奖项。

　　全书十二讲，从敦煌遗书的千年墨痕，到红色印刷的革命星火；从毕昇与古腾堡的东西对望，到王选激光照排的技术跃迁。作者孙宝林、尚莹莹没有把印刷史写成技术名词的堆砌，而是把它还原为一条有温度的文明纽带——一头系着传统，一头通向未来。这种“用大众化语言讲透学术内核”的写法，让我生出一个念头：这本书不应该只被中国读者看到。

　　接下来两年，我几乎把所有能接触的“走出去”政策研究了一遍。“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每个项目的申报窗口、核心语种、资助规模，我都做了一张大表。事实上，那段时间最费精力的不是填表，而是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向评审专家证明：这本书为什么值得被翻译并在海外传播？

　　答案最终落在八个字上——“中国话语，国际视野”。印刷术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但印刷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这本书讲的既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人类文明的故事。这个定位后来被证明至关重要。

　　2022年秋天，俄文版率先获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立项资助。

　　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版权输出最核心的环节不是签合同，而是翻译。这一点，我在推进俄文版的过程中体会得尤为深刻。

　　俄方的译者是一位汉学背景深厚的俄罗斯学者，她对敦煌文化和丝路历史本身就有浓厚兴趣。这本来是好事，但同时也意味着她对专业性的要求极其苛刻。在翻译过程中，她通过中间工作人员陆续发来了几十个问题：某个术语的中文原义是什么？某段引文出自哪部古籍的哪个版本？某个人名的音译采用哪种规范？等等。

　　无数个细节性问题让我对版贸工作有了新的认识：版权输出不是把书交给合作方就大功告成了。编辑要像一座桥，稳稳地架在作者、译者、外方出版社三方之间，任何一个细节掉链子，桥就可能晃。俄文版出版后不久，我收到俄方出版社发来的消息：这本书被俄罗斯文学互联网平台 Literitura.today 评选为三个榜单的优胜者——中国历史和文化遗产榜单第2名，中国传统与文化深入探究榜单第1名，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研究榜单第1名。

　　坦白讲，看到这个结果的瞬间，我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成功了”，而是“值了”。因为我知道，这背后是两位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是译者逐字逐句的推敲，所有这些琐碎的、不那么光鲜的付出，最终在异国他乡的聚光灯下被看见。

　　为什么这本书能在俄罗斯受到认可？事后复盘，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印刷术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天然具有跨文化沟通的能力。第二，俄罗斯学界对丝路文化的历史历来有浓厚兴趣，书中“敦煌遗书与丝路书香”一讲恰好击中了这种学术传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本书不是文化独白，而是把中国印刷文化的价值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坐标系中去呈现。这种叙事姿态，最容易让不同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

　　2025年6月18日，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传统的未来：印刷文化十二讲》俄文版首发式在国家会议中心顺利举行。展台前人潮涌动，我看着俄文版封面上那些陌生的字母，忽然觉得它们不再陌生了。

　　回想这本书走过的路：俄文版之后，2025年6月，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出版参考》杂志社承办的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活动上，本书的英文版荣获2024年度输出版优秀图书奖。中文图书2020年6月首版，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荣获第三届山西出版奖，先后拿下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年度好书“特别荣誉奖”和“优秀版权输出奖”；从2020到2026，从太原到伦敦再到莫斯科，它用六年时间迈出了自己“版权漫游”的坚实一步。

　　如果将这段经历沉淀为几点感悟，我想应该是这三件：

　　第一，版权输出不是“送出去”，而是“接过去”。一本书能在另一国市场站住脚，不是因为出版方多努力地“推”，而是因为那个国家的读者真的愿意“接”。第二，翻译的工作永远不要马虎。一个好的译者能让原书的意义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再次升华。第三，编辑要耐得住寂寞。从申报项目、寻找伙伴、谈判合同、跟进翻译、校对样张、落地首发、追踪反馈……但当你看到外文版封面上的作者名、封底上国外出版社的ISBN号，以及那些你从未谋面的外国读者留下的好评时，你会觉得所有的寂寞都是值得的。

　　这本书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未来会不会有西语版、阿语版？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很确定：只要文字跨越山海的脚步不曾停歇，印刷文化从传统走向未来的对话就不会停止。而我，很荣幸成为这场对话的摆渡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