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王先霈先生二三事

　　近日听闻王先霈教授去世，心中万般震惊与感慨，脑中当即浮现出先生一头银发、颔首浅笑的样子。作为一名普通编辑，我曾有幸参与《王先霈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的出版，与先生结识，而今回忆起与先生交往的点滴，仍不禁为先生严谨认真、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所折服。

　　回想起来，最早与先生认识还是在《王先霈文集》出版工作开始之前，那时我入行不久，还是个菜鸟。当时我承担了一个项目的申报工作，按照申报要求需要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推荐，于是想到了王先霈教授。我们素未谋面，但我常听同事提及他：著名文艺理论家，还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如果能请到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来支持我们的项目，必定会给我们的申报工作增加一份底气。怀着几分忐忑，我给先生打了电话，说明来意，没想到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后来我去先生家里取推荐意见，我小心翼翼地敲响门，很快他开了门，轻轻侧身，亲切地让我进屋。初见这样的大家，我说话时忍不住有点紧张，先生却认真地看着我，眼神温和真诚，既不过分热络，也不会让人感觉疏离。现在想想，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人，作为出版社的老领导，他一直关心和支持出版社的工作，对待后生亦毫无架子，尽心扶持。

　　那次短暂交流之后我和先生再未有更深入的交往，直到好几年后，机缘巧合之下我调到社里学术出版中心。当时《王先霈文集》的出版工作已经启动，碰巧负责该项目的同事岗位发生调动，当时学术出版中心的部门负责人冯会平主任出于信任，安排我接替同事负责这套大型文集的出版事宜。于是我与先生又再度结缘，并有机会为他的著作出版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年逾八十的先生，对文集的出版十分负责。从书稿的体例结构到文字细节，我们都进行过细致的探讨。我给发信息他都会及时认真地回复。从最初的文集出版规划到最后的落地实现经历了三年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作者，他对自己的工作事必躬亲，不假手他人。由于文集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长，大部分作品先生并未保存电子文本，需要重新录入文字。他没有将此事推给出版社，而是自己专门找打印公司录入文字，然后亲自逐一校对。原本我们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所以有些我们能处理的事宜尽量自己处理，为先生稍微分担一些。但他却总是积极主动地想办法解决，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便利。记得当时我们商定选出先生和家人的一些照片作为文集的插页，那些珍贵的照片多贴在相册上，多年未动，也没有电子版。于是我提出自己上门取照片，然后进行扫描处理。但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工作，也为了使插页有更好的呈现效果，先生在认真整理照片后，专门请沈辉宇老师帮忙精心翻拍，然后将电子版郑重交予我。

　　在文集出版过程中，先生平易近人、谦和有礼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率先在中文系开设文学评论课程，并与范明华合作编写了我国高校第一部文学评论教材。他提出“圆形批评”理论，致力于构建中国本土文学批评体系，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一位成果丰硕、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在面对编辑时却从不摆架子。他提出希望在文集第六卷增加一篇文章时，会说“给你们添麻烦了”；将写好的后记发给我时，谦虚地说“你认为有哪些不合适的，请赐告”。当我将文字疑问整理后向他核实时，他坦诚回复：“你说得很对，幸亏你发现了，谢谢！”桩桩件件，于细微处照见先生的开阔胸襟。

　　文集的封面由甘英老师负责设计，为了拿出一个精美又贴切的设计方案，甘老师绞尽脑汁，还多次与先生沟通，听取先生的意见。出版科刘敏主任为了保证印制效果，和印刷厂反复耐心沟通。大家的细致和努力获得了先生的肯定。八卷本精装版文集出版后，先生发信息告知我，“装帧下了功夫，收到赠书的都称赞装帧印制”。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和同事们一道与先生聊天时的情景，当时幽默风趣的晓苏老师也在现场。先生微笑地看着后生晚辈们笑语晏晏，偶尔轻言数语，一头银发让他愈显儒雅从容，此情此景，恍如隔世。愿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