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帆：古籍修复廿载甘苦，书知道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古籍修复师汪帆的一天常常从杭州北山路的星巴克咖啡馆开始。她喜欢在上班前提早一个多小时出现在那里，靠天井落地窗边的沙发上坐坐，喝一杯摩卡。从咖啡馆步行十几分钟，她可以到达位于西湖北岸边孤山路28号（古籍部）的修复台前，面对静候的古籍，台灯照射下，镊子、棕刷、喷壶、补纸即将登场……
今年“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2025年度“中国好书”揭晓，汪帆的《补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版）入选人文社科类图书之列。接下来的几天里，媒体采访、网络直播、发布会、演讲等活动让她异常忙碌。对她来说，奖项和荣誉是对这本讲述古籍修复门道、追忆故人往事、回顾个人成长之路的书的肯定，来自同行的认可和读者的正面反馈是对写作的鼓励，印证了以文字传播和推广古籍修复知识是如此有效。忙碌过后，她将回归“舒适区”，回到古籍修复的日常，投入她擅长且热爱的工作中。
《补书》文笔细腻、文雅、含蓄，带有淡淡的古典气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的汪帆，思路活跃，语速很快，对古籍修复的知识、细节信手拈来，偶尔穿插几句时下热门的词语，不时有爽朗笑声，这些“反差”，微妙地折射出传统与现代、古典和网感的交融。她在完成记录自己游历十几省、走访多地传统手工造纸作坊见闻的《寻纸》（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3年3月版）后，曾流露过不再写书的想法。当然，随着《补书》的问世，她“食言”了。“《寻纸》写作的起点本就是源于修复，《补书》是修复技术与思辨的历练过程，这两者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有起点，却都没有终点。”她在《补书》后记中的这句话用来概括她的古籍修复事业再贴切不过，“寻寻觅觅得来的纸，落迹于经手修复的古籍，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这样写道。
“《补书》诞生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中华读书报：首先祝贺《补书》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古籍修复领域应该说离大众比较远，《补书》在今年“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获得这个荣誉，有怎样特别的意义？
汪帆：虽然之前我有过期盼和预感，但真的入选还是非常高兴，觉得蛮意外的吧，毕竟是从数以万计的图书中选出来的。不过，得到这个获奖消息那一天的开心过后，感觉就跟以前没什么差别了。奖项当然是荣誉，但《补书》仍然还是《补书》，没有变化。
其实我还有一点小“失落”——这本书没能得到今年的文津奖。文津奖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颁发的，而我是在浙江图书馆工作，感觉文津奖有点像来自“娘家人”的肯定。不过我同行的作品（《微相入：妙手修古书》）获得了这届文津奖的提名，我也很开心，古籍修复这么小众的话题能被以这样的方式关注到是好事情。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一方面官方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上做了很多工作，另外，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等关于考古、文物保护等的图书、影视作品进入公众视野，某种意义上，《补书》得到一系列图书奖项的肯定和诸多读者的认同也是水到渠成。
汪帆：确实不能只说这本书的好以及作为作者我有什么成功，应该说，《补书》诞生在一个最好的时代。社会环境、官方导向、读者需求，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读者们需要这方面的书，需要以此为窗口了解古籍修复这种小众工作。
中华读书报：在今天这个快节奏、高压力，人们常常忙碌又焦虑的时代，以写作、出版图书，或者出席文化活动等来传播、推广古籍修复工作的甘苦，以及古籍修复知识，其实是别具内涵的。
汪帆：今年“世界读书日”的晚上，有个央媒的公众号发了一条推送，《人生低谷期，这6本书给你力量》，其中第三本就是《补书》。如果这本书能够治愈某个人，是我的荣幸。对我来说，古籍修复是工作的常态，我热爱这项工作，所以也不太会有工作上的痛苦和低谷。当然了，除了古籍修复，我也会承担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也会有苦恼。古籍修复是非常纯粹的事情，我在这本书里传达的就是这种纯粹的感受。有人说，看到我们修复古籍的时候，像是进入一种心流状态，这种状态恰恰是当今社会很多人所缺乏的。
电视台让我以作者身份给观众荐书，我就说，我不怎么读书的，怎么荐书啊。他们说，你不读书怎么写书呢？我说，我只读古籍修复专业方面的书。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有时候也会处于比较烦躁的状态，能够安静下来、沉浸下去感知这个世界，读一读和这个时代有关的有底蕴的书，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也会去图书馆，坐在那里当成了自修室。2023年“世界读书日”那天我在微博做直播，和另一位老师讨论现在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纸媒。我肯定站在纸媒这一边，结果被对方问，你会背着很多纸质书出门吗？确实，我不太可能扛着那种大部头的专业书外出，口袋书或者电子阅读器更方便携带。从方便阅读这个角度来说，怎样通过接地气的语言去表述比较专业的内容，正是我在《寻纸》和《补书》这两本书中想要达到的效果。
“选择古籍修复，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
中华读书报：最初进入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你是在古籍库房工作，还做过缩微方面工作，为什么最终进入到古籍修复这个领域？
汪帆：到古籍部前三年我是做书库管理工作，后来岗位调整，由于身体原因我不太方便在库房爬高爬低的，就到缩微组了。2004年，没能留在阅览组，当时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打击。今天回想，如果我当时留在阅览组，不好判断后来我能做到什么程度，但肯定没有古籍修复这样的经历。我现在的感受是，当一件不太如意的事情发生时，不要马上给它下定义，而是让时光先走一段，让子弹飞一会。现在回看2007年我开始古籍修复工作，何尝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中华读书报：二十多年过去，你对这项事业有怎样的认知和感受？
汪帆：现在我常说，在西湖边的孤山路28号（古籍部）修书是一辈子的福报。2007年7月15号我选择到古籍修复组报到，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虽然那之前的几年也是在西湖边工作，但和修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记得刚进入古籍修复这一行，家里人是希望我学一门技术，而不是当一项事业来做。后来我意识到，古籍修复技术只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但这背后的理念和信念更重要。我们总说古籍修复的四大原则，但这四大原则是修复师的底线，在底线之上的观点和对修复的理解才真正体现在你的修复工作上。《补书》中写到我的古籍修复经历以及对这项事业的理解，还隐含着一条暗线，每个篇章都有一些笔墨是在记录我个人的成长，记录我是怎么从一个古籍修复小白成长为相对成熟的修复师的。
中华读书报：《补书》不止一个章节中你回忆起和几位行业前辈学习古籍修复的往事，这个领域似乎更需要面对面、手把手的传授，讲究师承，你和团队中的年轻人是怎样的相处模式？
汪帆：讲到师承，我和我的老师的关系很亲近、微妙的，有点像家人，老师有些像家长。是一种除了血缘关系之外，非常亲近的人际关系。
我和现在的年轻人会有代沟，但不能用看待自己孩子的眼光看待年轻人。在职场，他们就是职业人，要让他们有职业意识，所以工作中我非常严肃。但我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我的态度始终是基于一件事情是否做好。
团队中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都有特点和个性，有各自擅长的方面。有的人特别细心，适合做细微工作，就去专攻古籍修复；有的年轻人适合做研究，就去做材料分析、染色方面的工作。让每个人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这样每个人都会被看到。
“啥都不如‘书知道’三个字来得有力、权威”
中华读书报：书中记录了你曾问过古籍修复前辈胡玉清老师一个问题：古籍是筒子叶，修复行为在书叶背后，补的部位包在里面，有必要修得那么精细吗？胡老师的回答是，书知道。这三个字令人深感触动，甚至有些玄学意味，也带给你此后的修复工作某种精神力量。你在书中写道：“啥都不如‘书知道’三个字来得有力而具权威”。
汪帆：其实这不是玄学。纸张是有生命力的，这里的生命力是指它的物理性，遇到水会收缩，遇到外界压力会变形。如果对纸张的物理性不了解，会认为每张纸都一样。实际上每张纸都是独立个体，都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源自制作工艺的不同，历史留下的岁月痕迹不同，破损状态不同，每个修复师施与它的力量也不一样。同一本古籍，我修复之后，我的学生修复之后，其他修复师修复之后，得出的效果也不一样。这倒不只是大家在修复技术上有多大差别，而是每个人对一张纸的了解程度不一样。一张纸，如果没有弄平整就把补纸贴上去，补纸的收缩力和原来的纸不同，那么旧纸不管少下去还是多出来的部分，就没地方可去，要施加外力压平，就会发现这多出来或少下去的部分无处安放，产生褶皱或者波浪。
中华读书报：书中还写到了一个古人用麻绳缀连敦煌卷子的案例，面对这样的古籍，修复起来是个难题，去掉麻绳，还是保留这个古人修复的痕迹？你认为，在这个时候，“不作为，也是一种修复方法，所谓的无为而为”，能展开说说吗？
汪帆：这是胡老师修复敦煌卷子的一个经典案例。古人修复古籍的时候，看到经卷破掉了，就用麻绳像补衣服一样修补不让它再破裂下去。如果这份经卷不去修复也不会更破损，我就不去修复它，如果它还可能持续破损，那就还是要去干预。
这取决于修复师对于所修复古籍的认知，哪些痕迹可以去除？比如一些明显的水渍、污渍、霉斑，要去除掉，不然会对古籍有持续的影响。但有些古籍上是有历史痕迹的，比如有土或者血迹，可能与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相关，我们要尊重，不能去除掉，那代表文献的某些经历。如果过度修复，后人就没办法从这件文物上获取更多信息。
中华读书报：你用专门一章的篇幅来记录你修复《唐诗拾遗》的过程，这是你目前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修复项目吗？
汪帆：不是。到现在为止对我来说最有挑战的修复项目是《四库全书》之《易纬》，但这是去年的项目，没来得及写到《补书》里。
中华读书报：书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明人周嘉胄在《装潢志》中关于书籍修复“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这八个字，这种说法在今天的古籍修复中是否依然适用？
汪帆：完全适用。有时候遇到年轻的修复师动作迅速，很快就完成修复工作，但随后发现修复得不合格，要反复拆、反复拆……这时候，我不care工作量，我care的是古籍的感受。不断地拆，对纸张有损伤，是对书的不尊重。
“对我来说，古籍修复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修复一部难度很大的古籍固然会带给你成就感，但写一本自己的书，应该带给你另外的成就感吧？
汪帆：关于古籍修复的专业书有很多，也不缺我这一本。我其实并不想在书中具体写我是如何修复古籍的，怎么找纸，怎么挑颜色，怎么追色，等等。我更侧重写感受，写思考，这样能让读者产生共鸣，进而了解我们的工作。
书中十七篇文章，前面几章写得很顺畅，越到后面部分越难写，写到《忒修斯之船的悖论》那一章，我觉得已经达到难度的高点，但后来写到敦煌卷子和晒书的章节，带给我更大的“折磨”。我写我的老师参与修复敦煌经卷的过程，但那是老师亲历的案例，不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无法完全了解老师当时的状态和感受，所以越写越难。写晒书也是，涉及到宋代的晒书文化，想写得通俗很不容易，我就把专业书籍中的相关内容提炼出来，以故事形式写给读者。将专业的、深奥的知识转化为大家能读懂的文字，首先作者自己得对此学习、理解得足够透彻才行，这很难。
中华读书报：你曾说，《寻纸》写完就不想再写书了，但你也在“后记”中提到，爱《补书》甚过《寻纸》。那么，《补书》之后，你还会再写书吗？
汪帆：我当时曾开玩笑说，如果我得了“中国好书”奖，或者文津奖，就封笔了。毕竟我不是小说家，我的写作不是虚构，我所写的内容都与我的经历相关，可以说我是用行动在写作，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我不可能一个月修复十本古籍，然后把修复过程写下来呈现给大家，同样的，我也不可能短短几个月时间再去全国各地寻访十家纸坊，把这个过程写出来。需要给我多一些时间。
中华读书报：你不止一次提到，你们这一代修复师伴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长起来，是幸运的。随着这些年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AI（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职业都受到AI的挑战，某种意义上，古籍修复可能是最不会被AI取代的职业之一吧？
汪帆：我不这么认为。任何工种都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是首先要有大量精准的数据投喂。如果有一天古籍修复师被人工智能取代，那是基于我们修复师有大量准确的古籍修复案例数据投喂给它。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但也不是不可能实现。
中华读书报：古籍修复这个领域，我的感觉是既需要精力又需要经验。一个八十岁的古籍修复师，经验足够，但精力和体力可能跟不上。两者综合起来看，你现在是最好的阶段，有经验，又正当年。这一行你会一直做下去吧？
汪帆：古籍修复对我来说就是一辈子的事情，退休以后我都会做下去。有人问过我，如果有件事情让你难以接受，是什么事情？我说不让我修复了就很难接受，我想我会一直做下去的。
中华读书报：如你所说，古籍修复是常态。最近一段时间接受媒体采访、参加线上线下活动，这一段忙碌的时间过后，就可以回复到以心流状态面对残破古籍的工作状态了。说说你现阶段正在做的古籍修复项目以及工作日常吧。
汪帆：2025年12月9日，《四库全书》的《易纬》修复项目结项了。我们团队从2024年开始有新人加入，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带，所以除了日常古籍修复之外，我还要承担指导工作。我有小红书的帐号，因为没有精力去做，也是偶尔发点文字、照片，我相信如果我真心想做，会做好的。确实是有些矛盾，必须首先完成古籍修复的本职工作，以及带团队，最近还要配合出版社参加一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