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从青春诗会、《星星》《诗刊》到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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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回顾一下，走上诗坛，您受到谁的影响？您的诗歌创作的营养来自哪里？
叶延滨：最早是受到李瑛和当时《解放军文艺》影响。到《诗刊》以后，邵燕祥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从到《延河》开始，到上大学后，我力图摆脱解放军文艺体。尤其是看了很多诗歌以后，我必须谁都不像，我就是我自己。
有一段时期朦胧诗很流行，我在参加青春诗会的时候，就给另一位诗人说，我参加这个会最大的收益是，我必须跟他们不一样。我和这些新潮流完全一样的话，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中华读书报：主要是《干妈》这首诗，影响太大了。
叶延滨：这首诗是我的成名作。那是我在延安和一家老农民生活一年的体验。这个体验是其他知青没有的。我想我既然到农村里，那我就住到农民家里去。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只有一孔没有窗户的土窑洞，他俩睡在窑洞最里边的大炕上，大炕上有个大尿盆，我睡在门边的小土炕上，小土炕上有个小尿盆。这就是整个家的全部布局。老汉是饲养员，老婆是小脚女人。他们叫我“干儿”，我叫他们“干妈”和“干大”。和两个老农同居土窑的一年，让我接够了地气。这孔土窑，关上门就像坟，开了门就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在中国最穷的“受苦人”家中生活了一年，我自信没有什么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就像掉进深坑里，只要敢迈步，无论朝哪方，都是向上。
《干妈》写的都是真实感觉。当时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当时有几千万人当过知青，大学里坐满了从农村回到课堂的知青。我写的是我自己真实的故事细节，也是这几千万知青自己的情感，轰动也就可以理解了。今天人们还总提起这篇诗作，是因为有一代人不会忘记的这段历史。
中华读书报：您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能谈谈当时的盛况吗？您有哪些收获？
叶延滨：青春诗会前，我在《诗刊》六月号头题发表了一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这是我进入青春诗会的入场券，写了“文革”中的三个孩子。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的17个青年诗人中，我在到会前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真正见过面的不多。梅绍静在延安插队，我认识她最早。还认识顾城，是在《北京文学》。当时好像是诗歌组长姚欣找我改稿子，谈话间顾城到编辑部来送稿，前面是父亲开道，后面是母亲提包，顾城自己没说一句话。我注意到顾城穿一双部队发的那种塑料凉鞋，不过，特意在后跟上粘了一层同样的塑胶鞋底。
其他诗人都是新朋友，徐国静、徐晓鹤、孙武军都是大学生，一混就熟了。徐敬亚和王小妮是一对恋人，幸福指数很高。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诗坛名气不小，都是朦胧诗代表人物，青春诗会上还没有“朦胧诗人”这说法，江河给人印象很随和，让我愿意与他交谈。舒婷不一样，名字很淑女，说话很玫瑰，好听的话里总有刺。如果要舒婷回忆青春诗会，她会说两条：一是“叶延滨欠我一杯咖啡”，二是“我在青春诗会上就说了，我们中间叶延滨会当诗刊主编”。
中华读书报：青春诗会对您来说，有怎样的收获和意义？
叶延滨：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老师的阵容强大：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为17位年轻人讲授诗歌创作。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给17位青年人讲课，交谈，对话，讨论，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名家与新人，文学界的领导与青年写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锋，这种姿态和气氛，空前民主和空前开放。能坐到一起，也有坐到一起的道理。此时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作者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其实，参加“青春诗会”我已经30岁了，这应该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从此以后，我为诗坛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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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从1982年到《星星》，后又担任《星星》诗刊主编，有什么体会可以分享一下？
叶延滨：当编辑时，主编统计说《星星》有三分之二稿子是我选出来送审的。编辑部看稿的编辑有四个，围着一个方桌，旁边是一个竹筐，一个月要看400斤稿子，相当于一个编辑看100斤稿子。
我接手主持《星星》工作后，把推出青年诗人、重点扶植有实力的中青年作为办刊方针，让《星星》成为青年诗人进行诗坛的入口，接纳不同的风格流派。比方说，我不赞成“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我认为它宣扬的是无法与创作发生关系的理论，没有诗人能在写作中实践的理论。但是，对当时站在这个旗号下的许多年轻诗人有个人追求的作品，《星星》同样刊登。
没有所谓博古通今的全能大师。我的体会就是，一要对新事物敏感，二要对不同的艺术流派尽可能宽容和理解。这两条缺任何一条，哪怕样子很先锋，或者很主流，都没多大上升空间。
中华读书报：担任主编，您做了哪些事情？
叶延滨：我是职业的编辑，必须对职业操守负责。读者和作者请客，我从来不去。这里还有个故事。当时有位副省长找到我，问怎么能帮助我办刊物？我说你帮助四川作协所有的刊物吧，到年底把几家刊物所有印刷费付了。这个优惠政策试行了几年，《星星》是最大受益的刊物——《星星》当时的发行量是《四川文学》的20倍。
中华读书报：您在广院当教授的时间，只是短短一年。什么机缘到了《诗刊》当主编？
叶延滨：我在1993年回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看望老师，校长说，想不想回母校工作，动了心，于是广电部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开始在学校当文艺系主任。教授当得还顺心，好像还要委我以重任。结果，一纸调令把我调到《诗刊》。后来才知道，当时上级对《诗刊》办得不太满意，有人向有关领导说：有个会办刊物人的在广播学院。于是，我又开始在第二个诗刊效力。一干就是14年。在我主持工作后，《诗刊》不再亏损，发行良好，并且《诗刊》成为“全国百家优秀社科期刊”称号，并且获得了国家期刊奖，我也因此被国家新闻出版协会授予“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中华读书报：9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的生存渐入艰难的境困。《诗刊》情况如何？
叶延滨：前些年刊物经营十分困难，有的诗人一开口就说你是“官办刊物”，其实相当长的时期，《诗刊》经费百分之八十都要通过办刊物、搞活动来维持。《诗刊》不仅编辑的工资是自筹，当时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没实行社保，我们还供养十多个离退休的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少量的上级的拨款连发离退人员的退休金都不够！好在近两年国家逐步增加对《诗刊》的资助，相信今后会有大的改善。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业，不是你个人的刊物，心里有个底线——“只要上级找到替代我的人，我可以随时离开”。有了这个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主编才当得下去。
中华读书报：能否总结一下您的主编生涯？
叶延滨：客观说，我是在《星星》12年，《诗刊》14年。新诗百年，四分之一的时间，由于组织信任，诗界支持，我先后担任两家中国重要诗歌刊物的主编，经历了中国诗歌发展最蓬勃剧烈变更的时代。我尽量在办刊的过程中，体现中国诗歌的全貌，尽可能给新人提供帮助，尽量小心地维护编辑职务的神圣性，爱护刊物应有的社会的名誉。
在我工作的26年期间，没有一个编辑因为编辑工作失误受到批评，没有一个作者因为我发表他的作品受到批判。爱护作者和编辑是非常重要的。作者成为优秀的诗人或批评家是他的才华，作为编辑就是助他一臂之力，尽可能提供有用的平台。这是做事，不是结盟，不是树旗子占山为王，主编不是盟主。
我的写作始终是个体的。写作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办刊，则纯粹是公器，至少是文化的公器，必须要有敬畏感。这26年，自豪地讲，我分得很清楚。我不拿刊物牟取私利。在我当主持刊物的二十多年，我没有给自己开过一次研讨会或新书发布会，到《诗刊》后没有参加和接受任何诗歌奖直到退休。我在诗歌界有很多朋友，我在写作上，把工作和自己的人际交往分得很清。很多诗人拎不清。写作的状态是诗人，生活中也是诗人，在诗人中交往，满足于在诗人圈子里当领袖。
生活教给我那么多，写作的时候，我纯粹是诗人，表现我的内心和艺术上的追求；我在当编辑的时候，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业道德要求我宽容、理解别人，即使是我讨厌的人，我也认真对待他的诗歌，这是我的职业；当我不写作，我不上班，就是父亲、丈夫，就是社会上的人，和别人没有任何差别。一般人拎不清。我从一开始的定位是很清楚的。我给自己定了规矩，一是在公众场合滴酒不沾，二是不在家里接待作者，这是作为编辑的一种操守。我如果不能自己清醒，怎么判断作品？只看作品不认人，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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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如果让您评价自己的诗歌呢？
叶延滨：坦率地说，我是混杂型的诗人。我小时候最早喜欢、最多接触的，是中国的传统小说和西方小说。我小学和初中基本是读小说，读散文的年龄是高中，开始注意近现代作家的语言。诗歌是最后进入的。在我身上，可能没有完全体现的诗人气质。
有的诗人说，叶延滨的诗歌中有戏剧的介入；传统杂文家说，叶延滨没有一篇规范的杂文。我的文学的营养的吸收，最早来自传统的小说。我从小学到高中，是图书馆管理员最好的朋友。一下课我就在图书馆待着，《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都是在初中读的。
中华读书报：在《星星》的时候就开始写随笔杂文，诗人出手，语言总要胜出一筹。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杂文？
叶延滨：我的杂文随笔创作，的确是我一个重要着力的方向，特别是主持诗刊以后，写了十多本杂文随笔，得了一堆的散文杂文奖，我也需要表达自我，也需要写作上的成就感，写散文杂文得奖，没有人挑刺说闲话。虽然我也写过小说写过评论，但在这些领域我是票友。
王蒙先生曾评说我的随笔：“叶延滨是诗人，这个诗人是个明白人，叫做读书明理，叫做体察现实，人情达练，思考斟酌，不粘不滞，自有主张。就是说，他一不人云亦云，二不上当受蒙，三不本本条条，四不刚愎自用，五不大言欺世，六不自欺欺人。所以我爱读他的随笔杂文，觉得他言而有据，有独得之妙，有机智和灵性，有见解。他的记叙文与忆旧性散文也写得好，有一种平和，有一种沧桑感，有一种明晰，说得再好一点就是我爱说的清明。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状态。如此这般。难得有一个人写文章而不吹嘘，谈诗论文而不卖弄，世事洞明而不油滑，自然风趣而不轻飘。读叶延滨的随笔散文，你会学得聪明、不受骗和有节制。”我认同他的鼓励，并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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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AI（人工智能）来袭，您觉得诗歌创作有危机吗？
叶延滨：对于AI出现我是有预感的，将改变当前的创作态势。上一次是在网络初期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诗人杨晓民因为在媒体工作，写了一篇网络时代的诗歌创作，预言网络诗歌将改变诗坛，比方说没有了主编和编辑部的新平台等等，被当时一个评论编辑批了“胡说八道”退了。一年后，网络诗歌遍地开花，我们又从另外的刊物上选摘了这篇文章。
一个报社记者曾记得，前年一个诗会，只有我一个人提出AI写作会冲击诗坛，多数的诗人都说AI只会模仿，不足一提。去年诗会上，几乎都认为AI将超越90%的写作者。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AI网络时代的诗人与诗歌？
叶延滨：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相对物质富足的时代，我们也不幸生活在一个绝对社会化的时代，以及面临的碳基智能与硅基智能共处的双基AI时代。这个时代的谋身之事大多与内心无关，诗人可以当公务员，可以做买卖，也可以当教授，其实区别不大，做大了都叫成功人士，都是于这个时代安心立命、挣钱养家的本分。因此我认为一个诗人最重要的觉悟，就是他明白除了守住世俗的“规范”及尊重智能“算法”以外，我们要守住内心的本真。
诗人所守的本真也许各不相同，守住一点高雅，守住一点真诚，守住一点安宁，都不容易。诗人之大忌，就是在诗歌中仍然是混事的痞子，下流、肮脏、丑陋，在写诗中也在精于算计，媚俗、流量、进账。在此，我要向教导我守住本性内心的前辈艾青先生躬身行礼，他让我明白，知大道而独行，是一辈子的修行。无论文化史上有多少次重大的变革，诗歌都伴随人们前行，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个体写作的诗人，从古至今都用诗歌证明情感、尊严和生命的无价。
什么是诗歌的本源和基因？在AI全面进入电影、戏剧、音乐、美术以及诸多艺术领地之际，在坚持个体写作方式的诗人几乎将进入“非遗”传承人行列的今天，找寻诗歌最初和最重要的基因，成为共识。诗歌几千年发展中，能够在变化中保留基本不变的基因，在今天也能让其区别于AI出品：我想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九个字的三字经，诗缘情，诗言志，思无邪。
缘情，讲的诗歌是从哪里来的？诗歌与情感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情感是诗的源头，诗人有感而发，情感也是诗歌的传播动能，读者因感动而认可和传诵。言志，讲的是诗歌的远方，心之所向，情之所致，薪火相传的代代追寻。无邪，是诗歌的底线，也是诗歌的宿命。希尼说：“诗歌来自第一人称的单数，而不是复数。”诗人是个体劳动者，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更让读者认定诗人是他作品的第一抒情主人公。人诗互证，使诗歌有别于戏剧和小说，小说家可以表现杀人屠夫的心理，而诗歌不能写屠夫之诗，戏剧里可以暴君出场，诗歌不会有强盗心路抒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因为诗人永远是在写自己，诗歌是诗人心声也是脸面。
诗歌必须不断创新变革才有持续的生命力，从古至今，变化让这个诗坛争妍斗奇。但是，诗之所以为诗，是因为基因不变，诗歌精神传承不变。一个诗人坚守了这种诗歌精神，在读者那里就会说这个诗人有真情，有品位，还为诗歌长了脸。
知大道而独行，选择以诗为伴，也就选择这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