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书肆记”断档为哪般？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初期，一篇篇“书肆记”次第铺展，均以细腻笔触将琉璃厂的墨香与书韵伴着烟火气描摹得入木三分，鲜活可触。距离“四记”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数十年间书业从业者薪火相传，藏书之人多得如星汉般浩繁，可偏偏再无人执毫为琉璃厂续下“五记”，终让同乡雷梦水的这部《琉璃厂书肆四记》成了传统琉璃厂书肆的绝响。难道，曾滋养着无数文人墨客的古旧书业生态，在时代浪潮中被彻底瓦解得无踪迹可寻？还是古旧书业传承中那些藏着温度与风骨的掌故轶事，褪去了打动文人俯身落笔的力量？断裂的“五记”成了现代琉璃厂古旧书业史上一道令人怅然的空白。
《琉璃厂书肆记》是琉璃厂书肆的“首记”，出自清代山东益都籍（今青州）进士李文藻(1730—1778）之手，成稿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记载了琉璃厂在乾隆盛世时期的商街风貌和书肆名号。
此时的琉璃厂，书业鼎盛，书籍萃集，学者辐辏，名流荟萃，书商的经营与学者的访书，让琉璃厂颇具味道，雅趣十足。当年五月二十三日，李文藻进京待选，寓居毗邻东琉璃厂南虎坊桥的百顺胡同，五个多月的旅京时间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是抄书和入琉璃厂观书、借书、抄书、购书。“居京师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
是年十一月初七，李文藻离京南下，赴任广东恩平知县。“出京后，逆旅长夜不能寐，乃追忆各肆之名号，及所市书之大略记之。”诞生了《琉璃厂书肆记》。可以看出，这份书肆记是在夜不能寐的“失眠”状态下，写的随笔或回忆录来“打发时间”。
“桥以东，街狭，多参以卖眼镜，烟筒，日用杂物者。桥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耳……遇廷试，进场之具，如试笔，卷纸，墨壶，镇纸，弓绷，叠褥备列焉。”李文藻笔下琉璃厂除了古书铺，还有古玩店和南纸店，琉璃厂大体沿袭了这种业务格局。
除了将街上29家书肆（也有31家之说）的具体字号逐一点名外，还刻画了个别人物，“韦年七十余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朝绅好书者，韦一见谂其好何等书，或经济，或辞章，或掌故，能各投所好，得重值，而少减辄不肯售，人亦多恨之。”老韦自然成为第一个出现在文献中的琉璃厂书商形象。尽管笔墨不多，足以能感觉到他的博学多才与善谈，对于老韦，笔者感觉倍感亲切和熟悉，就像老雷（梦水），都会主动帮助书友选书，建议读哪些书。
区区一千八百多字的《琉璃厂书肆记》留下了乾隆年间琉璃厂书业的第一手资料，最先收载于《南涧文集》，笔者曾在《南涧易箦记》（1934年山东省立图书馆编集）中看到作者底稿，后叶德辉《书林清话》、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皆予全文载录。
李文藻发端《琉璃厂书肆记》后，民国元年（1911），寓居海上的缪荃孙（1844—1919）根据自身早年的访书见闻续上了《琉璃厂书肆后记》，记述同治、光绪年间北京琉璃厂书业状况。他曾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宣统元年（1909年）出任江南图书馆总办、京师图书馆监督，屡屡访书厂肆。
《琉璃厂书肆后记》问世于《琉璃厂书肆记》将近一个半世纪后，缪荃孙在后记中开门见山，“益都李南涧大令《书肆记》成于乾隆己丑，时四库馆开，文士云集，四方书籍聚于辇下，为国朝极盛之时。其中李氏所举数十家，久已不存。余同治丁卯始上公车，至光绪丙子通籍，供职京师十九年。甲午，与掌院徐中堂不合，投劾出都。己亥，购方柳桥书，留一月，未销假。宣统庚戊，复应图书馆监督之徵，留京一年，而国变矣。四十余年，暇辄与书估为缘，综计前后，为《琉璃厂书肆后记》。”
有学者认为缪荃孙开篇即误。《琉璃厂书肆记》撰写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非三十四年“己丑”，时距清廷开四库馆尚有三年。“李氏所举数十家，久已不存”后文述及“二酉堂、聚星堂，皆旧《记》之书肆”，“久已不存”之说欠妥。
后记诞生于西学东渐时期，所述书肆数量较李文藻所记相当，但到了清末唯二酉堂尚存。集中记述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至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40多年间琉璃厂的书肆情况，也兼记琉璃厂其他商铺和隆福寺、慈仁寺、打磨厂的书铺书摊变化情况。尔后，缪荃孙又来北京发现书肆有新变化，于1914年补写《琉璃厂书肆后记附记》。
文中贯穿着学者群体的交游及与书商群体的互动，“旧友日日来厂者，朱子清（瀓）、孙铨伯（凤钧）、黄再同（国瑾）、沈子培（曾植）、子封（曾桐）、徐梧生（坊），若盛伯希（昱）、王廉生，间或一至，来则高车驷马，未及门而已知。至潘翁（祖荫）诸老，则耑候友之自送，罕见莅肆。”此时，藏书亦成风习，学人往复交游，并各出藏书，相互考订，彼此录副，甚至赠送相益，这在琉璃厂书肆为之提供访购书籍的渊薮之后，进一步促进了书籍的流通及其学术价值的实现。
观前后两记，成书时间相差142年，尽管风景迥异，但手法相近，且均属第三方撰。
琉璃厂进入抗战时期，通学斋书商孙殿起（1894—1958）于上世纪30年代末撰写了《三记》。孙殿起18岁来北京学徒，1919年独自开书店。1934年、1936年分别撰写了在出版目录学方面颇有声望的《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孙与李、缪两记最大区别在于，前两记是从买书人的角度来写琉璃厂的书肆，多凭记忆述其梗概，而《三记》则是从书人的角度来写，记录十分详细，揭露了不少书肆内幕，尤其难能可贵。
三记较后记又过了二十多年，北京书业变化多端。孙殿起则记述琉璃厂书业达二百一十六户(中有不少并无书肆店面而业书者)，还兼记全市他处书业八十多户。不仅逐一记录其字号名称、主人姓氏里籍、开歇业的时间、历史变迁，更有其经营特点和重要版本收售情况，甚至相关掌故等。
到了1964年，作为孙殿起的衣钵传人雷梦水（1921—1994）完成了《四记》，系统记录了民国至公私合营前的琉璃厂书业，涉及五十多家。较之前三记，除了对书店记述详细外，更追求精致，除了店的事，人的事，更多是书的事，如书的种类、售价、流通过程和归宿等，都一一作了交待，关于书的版本内容、刊印年月、谁的稿本、是罕见本还是孤本、用什么纸、印多少行、每行多少字，都说得非常清楚。
纵观“四记”，首记为学子所撰，二记出自文献学家的图书馆人之手，二者均侧重个人淘书经历与书肆概况，文字简约凝练。三记、四记则属完整的普查式记录，脉络清晰、内容详实。
前后跨度近二百年，四篇书肆记串联在一起，构成了百年琉璃厂书肆的核心文献，宛如一幅琉璃厂书肆的“清明上河图”，清晰勾勒出琉璃厂从兴起、发展到演变的完整轨迹。1982年版《琉璃厂小志》将四篇全文收录，单独列为一个篇章，命名为“书肆变迁记”。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琉璃厂的书业日渐冷清，乃至陷入萧条。1956年公私合营后，琉璃厂、隆福寺等全市所有独立书店、书摊均并入中国书店，传统书肆的生态体系被彻底瓦解，其固有的行业制度与结构也随之消亡。
随后“十年浩劫”的冲击，古籍被当作“四旧”遭到销毁或封存，古旧书的流通渠道彻底阻塞，琉璃厂古旧书业陷入全面停滞，几乎到了无书可收、无肆可开的绝境。
1980年代改造之后，琉璃厂彻底褪去“古旧书街”的底色，转而以古玩、字画、工艺品经营为主，街上仅存的古旧书店叫中国书店，属于国营，旗下字号有来熏阁、邃雅斋、古籍书店等。
就古旧书的店铺数量而言，如今的琉璃厂远不及潘家园古旧书市场的规模，那里的旧书店与旧书摊鳞次栉比，超过了三百家，周末两天的客流量能达5万人左右，承载着更多古旧书的烟火气，像是接过了古旧书业的接力棒，可这里是纯粹的买卖，缺了雅趣。难道京城传统书肆的空间形态与经营模式彻底消失在时代浪潮中了吗？
同时，随着老一辈古旧书肆从业者相继离世，传统书商群体的家族式、师徒式传承戛然而止，专业人才出现严重断层。有些书店售货员与寻常卖菜者相比，不过是所卖之物不同，那份独属于书肆的温情与情结，早已日渐淡薄。
近些年，拍卖会的崛起与网络的普及，“淘书”的场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的冲击直接而迅猛，孔夫子旧书网仿佛成了旧书业的检索工具和物价局，让古旧书的买与卖变得便捷和生硬了，这种“隔山买牛”还哪还有半分书情雅韵可讲呢？！
四记之后的琉璃厂与如今的琉璃厂相差不多，孤零零的中国书店像是个值夜班的老者苦苦厮守着。
于是，“写谁、写什么”，成为续写书肆记无法回避的难题，社会也早已失去了孕育书肆掌故的土壤与基础。尽管有不少学者多次在只言片语中流露出续写书肆记的想法，却均以“传统书肆已亡，无物可记”为由，未能形成系统文稿，确实难以拼凑出一篇“五记”，无对象、无内容，自然也就无意义。藏书家姜德明曾在1996年发表于《文汇报》的《京华书坊史》一文指出，“此后也无人再续作五记、六记矣。厂肆内外，视之淡然，似乎书坊无史又有何妨。”
有人议论说，李文藻写其初，缪荃孙写其变，孙殿起写其盛，雷梦水写其落。
半个多世纪以来，陆陆续续有人出版了诸如《琉璃厂》《百年琉璃厂》《北京琉璃厂》《陈重远说琉璃厂》等“琉璃厂大书”，但也都不是专门的“记书”，即便从字里行间寻到些书肆旧韵，也多是在忆史。当翻阅起藏书家韦力先生所著的《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2018年9月，中华书局），笔者从一篇《琉璃厂古旧书街：昔日辉煌，云烟过眼》文章结尾处看到一句话后内心才有了些小确幸。“跟琉璃厂有关的故事太多了，真的无法一一点到，我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整理自己的日志，以此来效仿孙殿起、雷梦水等人，写出《琉璃厂书肆五记》，虽然我的所记跟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无法比拟，但毕竟这是新时代的所见所闻，这样的文章至少对研究中国书史能有着些许的小作用吧。”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