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中原文化的沉淀区

　　

　　《徽州文化》是“安徽五大文化丛书”之一，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刘伯山著。全书凡九章，连同前言、结语、后记，目录详密，体例谨严。不仅是一部社科普及类通俗读物，更是一部以三十年田野深耕为基底、以百万件徽州文书为证源、以“在徽州发现中国”为方法自觉的学术性通论著作。

　　《徽州文化》最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在于其突破了传统地方文化史“时间纵轴为主、事件罗列为辅”的线性叙事惯性，代之以“空间—制度—形态—人物—遗产—文献—结构—地位”的立体化认知模型。这一模型并非理论预设的强行嵌套，而是从徽州自身历史实践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解释框架。随后提出的“三层文化空间”，构成全书贯穿始终的骨架。

　　第一层“徽州文化圈”（一府六县），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原生地；第二层“徽州文化辐射圈”（皖南、浙西、赣东北毗邻诸县），是地缘互动的扩散带；第三层“徽州文化影响区”（全国乃至海外），是人口迁徙与文化移植的结果域。这三层并非机械并列，而是动态叠加。辐射圈内宗族谱牒常载“自歙迁来”，影响区内徽派建筑形制可溯至明代徽商营建会馆之风，而江浙等地“随处可见徽派建筑的影子”。

　　书中对此类空间传导链条的勾勒，并非是单纯的现象揭示，而是有着大量契约、账簿、族谱迁徙记录与碑刻题名予以实证支撑。清道光十二年（1832），徽州府属六县和宁国府属一县商人“七邑董事会”共立《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缘始碑记》，据《碑记》载，徽宁会馆始建于嘉庆十四年（1809），至道光十二年，前后达20余年方才告竣，可见规模之大；徽宁会馆在盛泽镇不但有房产、田产、义冢、还有供装御货物用的驳岸。除这些公产外，徽商在盛泽还有大量的财产。仅“七邑董事会”，徽商就有46名董事，加上普通徽商坐贾及大批行商，估计盛泽镇上徽商有数百家。镇上的市镇建设，离开这些徽商的投资（会馆公产投资、私产投资、公益投资），不可能达到“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的规模。

　　这种空间思维渗透于各章编排。第二章“文化地理标识”六项称谓（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礼义之邦、人才辈出、文献之邦、徽商故里），皆非静态标签，而是南宋以降历时性建构的产物。第四章“历史名人标识”二十三位人物，严格按时代排序，且每人均标注其籍贯属“六邑”中具体县籍，凸显地域内部的差异性而非均质化；第五、六章分述“物质”与“非物质”遗产时，明确区分世界遗产（如西递宏村）、国家名城（歙县）、历史文化名镇（呈坎）、传统村落（黄龙口）等不同行政与保护层级，体现对现行文化遗产管理体系的尊重与对接。

　　全书无一处空泛言“徽州如何如何”，所有判断皆有地理坐标、时空断限与材料出处。由此，地域文化研究摆脱了浪漫主义想象，走向一种可验证、可追溯、可比较的实证地理学路径。

　　《徽州文化》的知识权威性，源于其扎实的方法论根基，即“徽州文书”与“徽州田野”的双重互证。

　　刘伯山教授自1988年开始就持续开展徽州文书抢救性收集，其中2020年之前收集是文书原件已捐献给安徽大学，为此安徽大学特设“伯山书屋”以藏之，之后又收集整理归户文书数万件，大量为首次公开的一手资料。本书虽为普及性通论，却处处可见文书底色。例如第二章谈到徽州重视教育时，指出在安徽大学“伯山书屋”，藏有一户《祁门十三都康氏宗族文书》，共有35份，其中有一份《清同治元年三月石溪康永清祠等秩下经手立议束心预储塾学合文》。在这份合约里，康氏宗族为了资助宗族教育事业，从宗祠公产里支出族人读书和应试的费用的具体史实。这一章还在提到徽州作为“文献之邦”，明嘉靖六年(1527)稿本《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中就记载：“大江之南畿辅为郡九，而以文献称者吾徽为最。”此类细节绝非二手转引，而是直接源自文书释读成果。

　　同样重要的是其田野维度。在第七章“徽州谱牒”一节中有一副刘伯山在歙县乡下调研的插图，插图说明“2010年9月3日刘伯山在歙县农户家里看到一部族谱”。刘伯山在书中自述：“笔者近30年来至少调研了近千个徽州自然村。”这些田野记录并非点缀性插图说明，而是参与论证的关键环节。这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治学态度，使全书避免了纯文献考据易有的隔膜感，也规避了纯口述史易有的主观性，形成一种沉潜而坚实的学术质感。

　　本书最具思想锋芒之处，在于第九章对徽州文化“性质与地位”的四重界定。这一界定看似平实，实则暗含对学界既有认知的审慎修正。

　　其一，“中国汉民族山区农耕文化自我传承的突出代表”，此说直指徽州本质。徽州不是江南水乡文化，亦非纯粹山地渔猎文化，而是典型的“山—田—村”三位一体农耕文明。书中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徽州堨坝—婺源石堨”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歙县梯地茶园系统”为证，矫正了将徽州简化为“商人故乡”的片面认知，还原其社会经济基本面。

　　其二，“传统中原文化自我发展的经典案例”，此为全书立论基石。西晋永嘉南渡后，中原士族不仅未被土著越人同化，反而通过联姻、科举、建学、修谱等系统工程，将自身文化范式植入徽州肌理。作者明确指出“中原文化在徽州是生发性存在，获得的发展也是依凭中原文化自身性质和的发展”，说明其文化移植的完整性与主动性；驳斥了将徽州文化视为“混合型文化”的模糊提法，确立其中原正统性。

　　其三，“南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缩影”，此论最具历史纵深感。作者指出，徽州文化的形成与鼎盛期（宋元至清中叶）恰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成熟阶段完全重合。科举制完善催生宗族教育勃兴；赋役改革（一条鞭法）推动商业资本积累；印刷术普及助力理学传播；宗族法典化对应国家律令下沉。这种“国家—宗族—家庭”的三级治理结构，在徽州得到最完整保存，故而成为观察帝制晚期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活化石”。

　　其四，“中国传统乡村民间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真实展现”，作者强调徽州文化主体是“千千万万徽州老百姓”，此为最具人文温度的判断。“礼义之邦”一节分析“徽州人的日常智慧”，提到明万历徽州萧江氏“祠规”记载：“何谓和睦乡里？无分异姓、同姓，与我同处，田土相连，守望相依，各宜谦和敬让。喜庆相贺，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彼此协和，略无顾忌。不可因着小忿闲气宿怨，挟谋交相启衅，亡身破家。虽佃仆、佣赁之人，亦必一体待之。是谓和睦乡里。”如是材料证明，徽州文化辉煌背后，是无数普通人应对生存压力的理性选择与情感寄托。此论剥离了文化研究常有的精英主义滤镜，赋予其真正的人民性底色。

　　《徽州文化》的叙述语言，与其内容一样，呈现出一种克制的理性美。涉及朱熹、胡适、陶行知等巨匠，无过度颂扬，而重在其思想与徽州土壤的具体互动。例如写朱熹，重点不在其哲学体系，而在“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礼义之邦”章节中，其思想如何被徽州人操作化为“祠堂规制”“祭仪流程”“族学教材”和“行为规范”。在数据运用上，亦显严谨分寸。书中凡涉数字，必标出处。对存疑数据，则坦承尚待进一步考证。插图与附表的使用也很精彩。作为社科普及类的读物，全书配图53幅，以图证文，增加了可读性和可信性。

　　当然，任何著作皆有留白。《徽州文化》作为一部面向公众的系统性通论，亦存在待深化之处，这非缺陷，恰是其清醒学术自觉的体现。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徽州文化“多元一体，在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显著地位，具有国家文化标识性意义”。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心，随着中原士族南迁，由北向南迁移，江南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由上层精英阶层，向民间基层渗透，礼教在民间基层得到贯彻。这一历史文化经纬的交叉点集中在南宋，落实在徽州地区，使得徽州成为中原文化的沉淀区、“礼下庶人”的典范区，孕育并塑造出徽州人文精神。虽然书中也隐约将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置于这一背景下加以论述，但并不明显。如果《徽州文化》在这方面稍微再用墨浓一些，我想这本书将更为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