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的知识观念是如何生成的

　　

　　中华文化基本形态的构建必然以丰富多样的文献为核心，而文献的形成又指向于一系列知识观念的集聚和新变。由某种知识观念到文本乃至文献体系的生成，需要借助一定的运行规则、机制和途径，而这些又可统称为制度。一般而言，制度具有广义性，它涵盖宗庙信仰、职事规制、习俗传统等，这些成文与不成文的制度一旦作用于某种知识观念，则会促使文本的著述、流传、接受和阐释，以至构成或明或暗的文献体系。于此，由知识观念经制度的实施和运行，便形成了各种文本，乃至落实于形态稳定、系统周延的文献体系。不过，这还只是第一层级的衍生之路，文本乃至文献还会产生新的知识观念、新的文本书写，进而新一轮次的衍生之途又将开启。因此，在中国早期文献的生成之路上，便出现“知识观念—制度—文献”三维模型衍生与互动的立体图景。

　　也正是基于这些深入的思考，由过常宝教授领衔组织的学术团队，在“知识观念—制度—文献”三维文化模型的总体指导下，力求呈现出早期“中国古典传统”奠基、发展、新变与基本定型的过程。而其中《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生成·战国卷》，就是在这一三维文化模型指导下完成的著作。

　　具体而言，《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战国卷》是过常宝教授主编的系列丛书的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刘全志所著。这部著作聚焦于战国时期知识观念与文献生成的互动关联，以宏观、整体性的文化视域来探究百家之学兴起、繁盛乃至凝结成文本、文献的过程。针对文本与文献的区别和关联，该书作者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认为“文本”凸显的是文字性话语系统的变动状态，具有鲜活、灵动、组合的特征；而“文献”则强调的是文字性话语系统的稳定形态，具有知识资源、话语根据、观念沉淀的特征。在作者看来，由百家诸子文化实践而形成的经典文献，则存在着由文本走向文献的具体历程。换言之，诸子百家的著述过程，是一种知识观念动态衍生的立体化之路，其间有知识观念的汇集与组合，更有话语体系的更新和提升，文本的变动与文献的沉淀交织进行，呈现出知识观念与文献互动衍生的立体图景。显然，与以往静态化、平面性观察诸子著述的特征不同，作者强调的是动态性、立体化的多维视角，以此也更能呈现诸子百家由知识接受走向观念提升乃至文化创新的过程。

　　如果说商周及春秋时期是“中国古典传统”的奠基、发展阶段，那么战国时期则是“中国古典传统”的新变阶段。在战国社会，士人无疑是文化活动的主体，其中的佼佼者被称为诸子百家。在当今社会，尽管“百家争鸣”早已成为世人熟知的名词，但它作为正式的称谓却晚至元代才被使用，而这一种现象正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在回望那个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

　　从学术史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对百家诸子的回望、反思和总结，起源很早，甚至可以追溯至战国诸子本身所处的时代，《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就是其中的代表，由此延续至两汉时代，《淮南子·要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便是其中的典型。这些观察、评判、归类和总结，都具有很强的学术史价值，因此也成为后世社会仰观先秦诸子的重要窗口。关涉到诸子百家的来源和兴起，出于王官说以及顺时而起的救世补弊说，是两条重要的思考理路。按照《庄子·天下》的描绘，诸子时代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阶段：百家众技各有所长，又展现出时有所用，但总是为固守一曲之士，难窥天地之美、万物之理和古道之大体。搁置庄子学派的忧虑和价值追求，我们能够感受战国时代的知识观念由单一、纯粹到丰富多彩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正是诸子百家的文化实践之路。

　　战国诸子的知识结构、活动方式及价值观念，决定着文本的书写、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及文献形态的积淀。诸子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呈现出相异的文化传统和知识来源，因此呈现诸子百家著述的总体特征，需要采取更为宏观、更为整体的视角。

　　战国社会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代，也是旧秩序瓦解、新秩序重建的时代，前一时段遗留、传承下来的各种知识观念都面临着新时代、新形势、新问题的考验。作为传自久远的知识形态，礼乐知识体系所赖以生存的政治制度已走向崩溃，它的价值内涵、实际效力、意义定位都需要进行新的回应和阐释，这就是摆在孔子以及儒家学者面前的新形势、新问题。于此，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者需要在既有礼乐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新知识的创新、新观念的阐释。为了呈现儒家学者的这一追求，作者通过“仁”的出现与演进，来重点分析这一儒家核心话语由宗庙制度逐渐走向意义提升、书写重塑乃至社会传承的整个过程。同样，道家学者对“道”充实和阐发也是诸子百家进行文化创新的典型例证，在作者看来，无论是《老子》的文本还是“道”走向中国哲学“最高范畴”的过程，都与战国诸子对相关话语的选择、接受、阐释关系密切。通过这些核心话语的生成，作者呈现出儒、道两家的话语体系建构，并非仅仅局限于学派内部接受和传承，一定会波及到整个战国知识界。

　　可以看出，与以往按照学派类别、学派划分来归属各种文献不同，该书强调的是百家学派之间的互通、互鉴和互动。在作者看来，各家学派的文献体系在知识类别、话语根据、文化传统等方面固然存在着不同层级的分工，但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并非如既往研究所认为的那样壁垒森严，百家诸子的著述往往形成事实上或理论上的互学、互通的协作关系。比如，在战国社会的急剧变革的形势下，具有神秘、非理性色彩的阴阳五行知识形态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又进行着新的系统化、理性化建构。该书细致探究阴阳五行知识形态得以被传承、阐释、新变的原因，进而呈现其他诸子百家对阴阳五行知识观念的引申、运用和确认，以至形成战国知识界更加具有开放特征的知识脉络和文献体系。可见，借助于阴阳五行等关键性话语的阐释，该书呈现诸子百家之间互鉴、共进早已是客观事实。

　　简言之，该书通过对战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生成的动态化阐释，不仅呈现出战国诸子进行知识创新的历史现场，更为当代社会理解经典文献的生成提供了新的视野：经典文献的生成过程从来不是单一知识观念的推进，而是多重知识观念的汇集、组合与提升，进而才能实现知识观念的更新、话语体系的形塑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