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主干与高潮——新版《周秦汉唐文明》的三大亮点

　　《周秦汉唐文明》是一部系统讲述周、秦、汉、唐四代社会文明的专著，此次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推出“新版”，对于当今时代增强文化自信，深化文明认知，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此次推出的新版，具有下述三大亮点。

　　首先，新版凸显了与时俱进的文明观。

　　关于“文明”的概念，新版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综合了古今中外相关成果，摒弃了某些较极端观点，认为它指人类的进步状态，标志着进步，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野蛮”相对应。如此的认定，相对简明扼要，比较大众化、接地气。

　　其次，新版突出了周秦汉唐文明的几个特点。

　　1.周秦汉唐文明在中国古文明中具有集大成性和开创性文明成就。

　　西周更加完善的宗法制和分封制，明显具有集大成性质，将夏、商以来制度发展推至顶峰。秦汉王朝的确立及其实施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明显具有开创的性质。隋唐时新的三省六部制，较原来的三公九卿制，“府官”职能大大增强，“宫官”色彩大大减退，从而更加适应日益繁忙的政务需要，也更加适合统治者加强集权政治的需要，同样具有开创性。

　　2.周秦汉唐文明因周秦汉唐国力强盛而远播域外，影响最为巨大。

　　周人灭商前是居于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臣属于商的一个方国。灭商后所建立的西周，其疆域东起海滨，西到甘肃，北达辽宁，南到长江以南，较殷代大得多。而它的文化影响，也大得多。这是旷古未有的。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大国均走向衰落，印度和希腊的奴隶制国家正在形成，唯有东方的西周处在一种集大成性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它的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文化水平，都居于最先进的行列。

　　秦人是源于东而兴于西的部族，经过500余年的努力奋斗，势力由西向东不断发展壮大，最后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秦帝国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比西周要大得多。早在秦穆公称霸西戎后，秦的声名便向西方传播，“秦”遂成了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西方文献称中国为“塞尼”“悉尼”等。秦帝国建立后，其一系列超乎寻常的举措，使其声威更为远扬。这样，由“赛尼”“希尼”等“秦”的音译演变而来的“支那（china）”一词便成为国外对中国的普遍性称呼。仅此例即不难看出秦帝国的巨大影响。

　　汉是继秦之后的大帝国。汉以秦制略加改变而立国，是秦的继续和发展。历史上秦因短祚而未能发挥出的作用，经由汉充分发挥出来了。特别是汉武帝，空前扩大了帝国的版图，使之东到今东部沿海和朝鲜半岛北部，北到呼和浩特一线，西到巴尔喀什湖及锡尔河上游一带，南到海南岛与越南北部。随着陆上与海上丝路的畅通，汉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均建立了联系。汉的丝绸、铁器、生产技术、文化典籍等传往域外，而国外的物产、文化艺术，特别是佛教，也传入汉。汉的声威远播到比秦更远的地方。当时世界上与汉并存的大国有贵霜帝国、安息王国和罗马帝国。相比之下，汉帝国在政治制度、科学文化等方面均占有明显的优势。正因为汉国力强盛，故其影响空前，例如汉族之称，即因汉帝国得名。再如汉语、汉字等，亦是如此。甚至英雄人物，也以“好汉”相称。这些实例，充分显示了汉帝国影响之深远。

　　唐谱写了中国古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安史之乱以前，唐帝国政治清明，经济持续发展，文化艺术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盛世。其疆域，东曾至朝鲜半岛南端（熊津都督府），东北曾至萨哈林岛（黑水都督府）以及外兴安岭以远（室韦都督府），西曾到咸海西岸一线，最西至扎博勒（波斯都督府），北曾至贝加尔湖以远勒拿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余吾州、坚昆都督府），南至越南北部（安南都护府），远超汉版图。与唐通使交往的主要国家数十个，涉及亚、非、欧三大洲。当时，欧洲正处在中世纪的黑夜，唯有唐处于鼎盛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均居世界前列，是一个巨大的文明中心。其深远影响，直到今天还能清晰看到，如世界上华人居住区被称为“唐人街”“唐城”，便是极好的例证。

　　3.周秦汉唐文明最能集中体现中国古文明诸多特色。

　　周文明集夏商以来文明之大成，夏商周文明是相互联系而持续发展的。中国古文明的连续性特点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楚。西周按照宗法原则的分封是较夏商更高一级的方国联合统一体，相对稳定，统属关系明确。受封者对周天子要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义务，还要随时听从调遣，率军参战。如此统一性，虽非高度集权型的，但比夏商有所发展，是周文明显著特点之一，也是中国古文明特色的集中表现。

　　秦汉作为帝制的开端，标志就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创立。而大一统国家的完善，特别是大一统理论的确立，到汉武帝时才完成。他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措，不仅使汉帝国实现了疆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统一，而且也实现了人们思想的大一统。可见中国古文明的大一统特色的形成，秦汉时期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如果换个角度看，秦汉文明所体现出的大一统特色，自然也是最完整、最全面的了。

　　秦汉文明又是民族融合的结晶，它先天便带有多元复合的特质。这里，除了民族间的交汇外也包括地区间的交流。当西汉末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后，时人对这种外来文化便进行了中国式改造。原本是舶来品的佛教，乍看起来反倒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土产宗教。大量的中国化佛教文明成就被创造出来。中国古文明创造于对外来文化不断吸收、兼容之中的特点，在此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唐文明的情况，更是如此。它作为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结出的丰硕成果，被打上的民族融合烙印，较之秦汉要深刻得多；所具有的多元复合特质，也较秦汉要明显得多。另外，唐时对外来文化吸收与兼容亦进入一个新时期。高度发达的唐文明由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因素逐步汇集而成。以宗教为例来看，汉时外来宗教仅佛教一种，而唐代外来者，除佛教外，还有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这就使唐吸纳外来文化的范围更加宽广。如果再就唐文明吸收兼容外来文化的深度而论，显然也是以前各代所不能相比的。像当时外来的佛教文化已被全社会广泛吸纳，甚至诗歌中也常常闪耀着禅光佛影，佛教文化已成为唐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中国古文明的诸多特色，在唐文明中均得到了极致的体现与展示。

　　第三，也是最重要并具有创造性的，新版特别就周秦汉唐文明演变的大势做了全新性说明。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果按照国家形态划分，大致可分为夏、商、周三代的“方国时期”，秦朝至清朝的“帝制时期”，中华民国以后的“共和国”时期。“方国时期”的文明，总的谓之“方国文明”，下又分为不同的阶段，而各阶段又有不同的文明。西周是典型的封建文明。这里“封建”并非平时所说“封建社会”那种意义上的“封建”，而是指“分封”的意思：即所谓“分藩建卫”。当时，周天子分封子弟、亲戚和功臣为各地诸侯，各个诸侯国皆实行事实上的自治，世卿世禄，子子孙孙相继承。自东周开始这种文明逐渐崩坏，而自商鞅变法后开启了新的耕战文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历史的车轮驶入“帝制时期”。此期的文明则曰“帝制文明”，它同样也分为不同的阶段，各段有各自的文明。秦始皇不分子弟为王，全国皆为郡县，不再世卿世禄，是很了不起的举措。直到西汉建立之后，略变秦制，郡国并行，实际上倒退了一步，但起初一段时间仍算是耕战文明。

　　西汉武帝是人们公认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所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此，耕战文明被耕读文明所代替。“耕战”，就是《商君书》所说的“农战”。那时，社会推崇的是努力农耕与各级立有军功者。“耕读”则不一样了。由耕战而耕读，武夫变作读书人。试想，这是何等重大的变化！不过，当时所读之书仅限经书，即儒家经典，其范围远不如今日“读书”概念所涵盖的领域宽广。西汉中、后期和东汉，还只是这个变化的初始阶段，尽管当时已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类说法，但与隋唐科举制确立后的耕读传家传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两周、秦、两汉是一段连贯的历史，隋唐又是另一段连贯的历史，两段连贯历史之间横亘360余年的南北朝。此期历史虽有发展，也属于耕读文明，但多少总有些不进反退之感。尤其当时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及其导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现象，实在难说成社会的进步。

　　以上所述从“方国文明”到“帝制文明”，具体来说则是由“封建”而“耕战”而“耕读”的过程，就是周、秦、汉、唐四代文明演进的大趋势。如果把握了这一大趋势，再去理解周、秦、汉、唐文明的具体内容，那就会提纲挈领更为深刻。

　　总之，周秦汉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干和高峰。它奠定了中国制度文明的基本框架，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是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锁钥。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周秦汉唐文明》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