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学与清代礼学转向

　　清初经学复兴，礼学作为维系社会纲常、规范人伦秩序的核心，其价值被重新发掘与审视。康熙年间，徐乾学承汉唐注疏之传统，编纂《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开清代礼学研究之新局，不仅重新界定礼学的经世价值，更奠定清代礼书编纂的经典范式，推动礼学说解从义理向考据的转向。其治学理念上承顾炎武等清初大儒实学思想，下启乾嘉朴学考据之风，成为清代礼学史上的重要枢纽，对后世礼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礼学价值之重审

　　有清一代是礼学研究的复兴时期，《三礼》之中《仪礼》专记仪节名物，自元明以来遭儒者冷落，几近废而不习。顾炎武力矫此弊，以唐石经校勘明北监本《十三经》，指出《仪礼》讹脱尤甚于诸经，后又见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对其精研《礼经》的态度颇为激赏。在顾炎武、张尔岐等学者的倡导与示范下，沉寂已久的礼学逐渐复苏，各类考礼之作接踵而至。徐乾学踵武前贤，汇编历代丧葬礼文献，撰成《读礼通考》一书，重塑礼学之经世价值，故刘师培视之为清代礼学研究的开端，足见推崇之至。

　　从学术发展脉络来看，徐乾学撰《读礼通考》具备深刻的时代与学术动因。其一为义理之学向实学的回归，清初诸儒虽在学行上仍承袭宋明儒者，但其治学取向已发生根本转变，逐渐摆脱空疏之风，转向研经考史的实学路径，阎若璩、朱彝尊等与徐乾学同时代的学者，其治学规模与方法已与明儒全然不同。其二为礼学价值的重审与倡导，明儒并非完全忽视礼学，但其关注点多集中于礼仪背后的义理，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心学家中虽不乏提倡《家礼》或古礼的例子，但他们最关心的仍是合乎天理的节文，而非具体仪节。与之相反，清儒逐渐意识到，解读经典必须通过音韵训诂、典章制度还原历史语境，礼典蕴含的礼义，也需依托具体的礼仪节文方能彰显，此种认知直接推动丧礼文献的系统梳理，成为《读礼通考》编纂的重要学术背景。

　　从社会文化语境来看，宋明以后家礼日渐盛行，居丧读礼的内涵与功能也发生深刻转变，由单纯的仪礼预习行为演变为普遍遵循的社会习俗。在此背景下，儒家学者不仅亲身践行，更在居丧期间潜心编纂丧葬礼书，宋代张诜《丧服》、沈括《丧服后传》、杨简《丧礼家记》等，皆为居丧期间的力作。宋代新儒学兴起之际，佛教生命礼仪因契合民间需求深入社会各阶层，对儒家传统丧礼秩序形成强烈冲击。为应对这一文化挑战，宋儒以重振古礼为目标，主动贴合世俗生活需求，编订通俗化家礼文本、简化繁复仪节流程，推动居丧读礼传统在民间的普及。降及清初，佛教礼仪在民间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不少学者为复兴古礼、抵制佛道礼仪对传统丧礼的侵蚀，发起声势浩大的“丧礼改革运动”。明末吕坤等人已提倡不动鼓乐、不作佛事、不闹丧请客等革新主张；入清之后，丧礼改革成为礼教复兴运动的核心议题，改革矛头直指佛道生命礼仪。清初学者对儒家丧礼的极力推崇与躬身践行，不仅扭转了民间丧礼佞佛的社会风气，更为《读礼通考》的编纂提供坚实的社会文化根基与外在学术动力。

　　礼书范式之奠定

　　徐乾学远绍汉唐注疏之传统，近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之体例，博采群书、考镜源流，在《读礼通考》中熔铸经史、辨章制度，奠定清代礼书编纂“以经为本、以史证经”的经典范式，为乾嘉以降学者研读、编纂礼书提供极大便利，凌曙《仪礼礼服通释》、蒋彤《仪礼丧服表》、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等书，在体例上对其均有承袭。

　　自清中期以后，丧服研究渐成礼学研究的重心，程瑶田、褚寅亮等人皆有相关撰述，其中蒋彤《仪礼丧服表》即是承袭《读礼通考》体例的代表之作。蒋彤师从李兆洛，精于礼学，其论礼以丧服最为精善，《仪礼丧服表》全书分三部分，其一为二十余类丧服表，每表后附序文述因革始末；其二为《丧服》经传注疏及历代学者说解，附以蒋氏按语；其三为仿《通典》之例，考辨《丧服》中诸家聚讼条目。该书虽以稿本行世，流传不广，却精义纷纭。其体例、纲目对《读礼通考》的继承体现于两方面：一是以徐氏《丧期表》为基础，将正服、降服、义服、加服四种义例细化，增加从服、报服、申服等类目，纲举目张，便于研读；二是书中所附诸条“议”，皆在《读礼通考》取材基础上裁剪而成。此外，在内容上亦多征引徐乾学说解，如“大夫为旧君”条，按《丧服》所载，大夫为旧君服齐衰三月，蒋氏引据敖继公、盛世佐、徐乾学、张尔岐等人说解，认为诸家之义并乖经传，此处经文所记三旧君之服，“并为在国者制，而去国者不与焉”。

　　乾隆年间，秦蕙田承袭《读礼通考》体例续成《五礼通考》，依吉、嘉、宾、军、凶五礼排列，考镜礼制源流，两书相互呼应，清晰展现历朝礼制沿革与各家争论焦点。徐乾学编纂《读礼通考》时，对以往通礼类著作的缺陷予以修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虽以《三礼》文献为核心，荟萃诸经传记，却对史书中材料略而未录；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政书虽博采典籍，却并非专门言礼，未能对礼制“穷端竟委，详说反约”。有鉴于此，徐氏将经、史材料均纳入取材范围，同时采择诸子、文集中有关丧礼的内容，如“丧仪节”一门，以《仪礼》相关篇目为主，其后附唐《开元礼》、宋《政和礼》、朱子《家礼》等书中丧礼仪节，还按类收录历代国恤礼仪。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时，亦对此取材原则予以贯彻，遍采正史纪传，并参校志书，从而避免以往政书取材挂漏、详略不均的问题。在内容结构上，《读礼通考》分丧期、丧服、丧仪节、葬考、丧具、变礼、丧制、庙制八门，每门下又细分子目，如“丧期”之下分斩衰三年、齐衰三年、大功九月等类目，条理极为清晰；《五礼通考》则按五礼划分，每门之下再分小类、子目，如“吉礼”之下分圜丘祀天、祈谷、大雩等，分目详密整饬。同时，《读礼通考》中丧期、丧服等各门之末皆附《通论》，讨论历代礼制沿革、阐发礼义，《五礼通考》卷首《礼经作述源流》与《礼制因革》四卷，性质与之相同。两书各卷之内皆附有案语，《读礼通考》分卷前案语与卷中案语，前者通论礼制沿革，后者辨正诸家之说；《五礼通考》除秦氏案语外，还附有方观承的案语，因方氏曾助其参订，故并存其说。

　　礼学说解之转向

　　清人考证之学，自顾炎武已肇其端，徐乾学《读礼通考》征引赅博，考辨精审，于历代聚讼之说多所按断。其于郑玄、孔颖达、贾公彦等汉唐注疏，不曲为盲从，时加驳正；于宋元以下诸儒之说，亦能择善而从。在礼义阐释层面，徐氏摒弃宋儒空谈义理的治学路径，转而推崇汉儒的训诂考据之法，以实证精神辨明礼制源流、考订名物制度，其阐释经典的理路，能鲜明体现清初礼学由宋入汉的学风转向。

　　三年丧中的“禫月之辨”是礼学史上聚讼已久的议题，自东汉以降，郑玄、王肃各执一词，历代儒生或从郑说，或依王议，围绕此议题展开诸多讨论。按礼书所载禫祭有二，一为三年丧之禫祭，即《士虞礼》所言“三年之丧，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一为期丧之禫祭，即《杂记》所言“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期丧之禫无仪节记载，属变礼范畴。据《三年问》记载，三年之丧的丧期实为二十五月，期年之后一月为小祥祭，再期之后一月为大祥祭，而禫祭在大祥祭之后。郑玄与王肃的分歧，核心在于对“中月而禫”之“中月”的解读：郑注认为“中月”为间月，即间隔一月，禫祭在二十七月，是为“祥禫异月”，此说始于西汉戴德，后为班固《白虎通》、刘熙《释名》所承袭；王肃则认为“中月”为月中，禫祭与大祥祭同在二十五月，是为“祥禫同月”，其说多与郑玄立异。

　　清儒治礼重视汉魏古注，对郑玄之说多有依从，同时秉持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对各类材料与说解予以甄别考订，清初学者对“禫月之辨”的探讨，便充分体现这一特点。顾炎武认为，王肃以《三年问》《檀弓》为据，郑氏以《服问》为据，二家之说各有所本，且古人祭必卜日，禫祭或卜于大祥之月，或间隔一月。汪琬则以《杂记》“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为据，从礼义层面考察，认为杖期尚且祥禫间月，三年之丧更当如此，故以郑玄之说为长。柴绍炳《禫说》指出，禫祭争议的关键在于禫服与禫祭的区别，《檀弓》“祥而缟，是月禫”指大祥后服禫服，《士虞礼》“中月而禫”指禫祭释去吉服，二者虽皆言“禫”，含义却不同，其说较前人更为深入。万斯同则对郑玄之说提出质疑，认为郑氏主二十七月禫祭本自戴德，却无汉代施行的实证，且王氏主二十五月，可见当时民间并不行二十七月之制。他还指出，自汉以降本无禫制，郑、王皆是据典籍申其义，而从经旨来看，《三年问》《丧服小记》的记载与二十七月不协，故王说更胜一筹。

　　徐乾学在前说基础上，对“禫月之辨”予以全面深入的辨析，其核心观点有五：其一，从情理与丧服来看，《士虞礼》与戴德《丧服变除》的记载并不矛盾，大祥二十五月虽除服，但哀痛未尽、思慕未忘，故间隔一月至二十七月行禫祭，且郑注以父在为母的十五月禫制为例，证明三年丧亦当祥禫异月；其二，针对王肃“中月”为“月中”的解读，徐氏认为古人祭必卜日，吉事先近日、凶事先远日，若禫祭在月中，祥祭卜于下旬，便会出现禫祭在祥祭之前的情形，于礼不合；其三，间月禫祭之制本因父在为母，压于父尊不敢终重服而设，五服仪节皆依次减杀，不当因斩衰、齐衰而分同月异月；其四，《仪礼》所言“再期”“期断加倍”，皆指大祥而言，并非丧事于此尽毕，大祥后重服虽释，却仍有素缟、麻衣等服饰渐变，变除必至玄端吉祭方止；其五，三年丧与期丧皆有不行禫祭的情形，区别在于是否将禫月计算在内，三年之丧有禫者终于二十七月，无禫者终于二十五月，去禫而言则皆终于二十五月。

　　综括而言，徐乾学对“禫月之辨”的探讨，能够匡正前说违失之处，弥合补充其未洽之处，基本厘清此问题之疑难点，其后学者虽间有论说，皆不出其畛域。徐乾学以训诂考据为基础、以实证精神为核心的治学思路与理念，不仅为清代礼学研究确立新的范式，更开乾嘉朴学之先河，推动清代礼学完成由宋入汉的重要转向，其在清代礼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也因之愈发凸显。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