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家的姿态

　　眼下，图书出版特别强调市场因素，一部好书，如果市场行情不看好，也会被束之高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讲究经济效益的出版机构，这或许是合理的；但让人不解的是，我们的书评家也以市场的走向和时尚的趋势设立自己的批评坐标，颇有流行就是好，入时便是妙的味道。这种媚时媚世的姿态，不免让有心的读者，对书评这种文体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

　　对这种现象，抛开其中的功力因素不论，其批评视角的偏低，也是一个主要因素：书评家迁就读者的阅读趣味，片面强调为读者“服务”的作用，以期在逢迎中得到认可，得到世俗层面上的所谓名分。

　　这种考虑，便使书评从根本上堕落了：书评书写的应该是书评家独立的风骨和独特的见解，它应该起到引领读者的读书趣味的功效，失去了这样的意义，书评也就沦为“产品说明书”了。

　　正如博尔赫斯在《读者的迷信的伦理观》中所说，平庸的读者所认可的风格，不是体味灵魂和信念，甚至不是感受书中的生命激情，而是只着眼于文章的比喻、韵律、标点和句法等技巧性的东西。换句话说，一般读者，看重的是书中的世俗趣味，时尚风光，而不是高标的思想和超拔的精神。也就是说，一般的读者的阅读伦理，是现世的、享受的，这与书籍的“本源意义”是相离析的，纵容这种趣味的蔓延，将削弱书籍在人类进化中的意义。所以，书评一旦沦落，其破坏性，甚于无书。

　　书评家不能“匍匐”于大众的阅读风气之中，而是要引领读者解脱被书籍中世俗颜色的“催眠”，清醒地关心人类的“精神问题”。因为“精神问题”，才是阅读的核心问题；书籍的外在形式，不管能不能取悦读者，都是无关紧要的。 《堂·吉诃德》之所以赢得了它同译者的斗争，任何不用心的、蹩脚的译本都不能改变它的灵魂，就是因为它所传达的执著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是超越语言的，是直逼心灵的，是不受读者阅读习惯所左右的，因而也就赢得了读者。

　　这就要求书评家应该有自己独立超俗的书评理念，比如关于散文，一种散文有没有文学价值，一定要看它在妩媚的外表之下，是否抒发了人性之情，是否传达了生命的真实感受，否则就有欺世之嫌。比如判断一部诗集的优劣，不仅要看它有没有奇特的意象，更要看它表现出没表现出文化的气象，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情感，它使诗有了无限的张力：个人体验因了文化的链接，成了一个民族、甚至人类的生命经验。也就是说，仅有奇特的意象，而没有文化的内涵，那只是表现出个人的才气；个人才气跟整个文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融了文化的质素，一个人的诗才超出了个人的经验和感觉，成为一种无限的表达。再冷静地看那些坊间的流行读物，既与人的心路历程无干，也无丝毫文化蕴含，更遑论精神信仰，只是吟一己之忧伤以邀怜悯，咏私家风月以争市宠，字纸云烟而已。书评家如果有了这样的理念，就不会为一些浅薄的作品唱廉价的赞歌了；再为市井读物而动情色之时，内心先就怯了——独立的书评理念，给了书评家一种自律。

　　从写作层面来看，书评要做得好，须有卓识和洞见；这一切，需有属于自己的阅读视角和阅读智慧作支撑。可以说，有了一定的年龄和读书经历的人，若还没有自己的关于书籍价值的评判标准，还没有最起码的阅读智慧，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悲哀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对所读之书作建立在自己的阅读智慧（理念）之上的真实评判，而不是被书外的因素所牵引，作他人之论，或作自欺欺世之谈。

　　就我个人而言，我读国内的人文读物，多取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去判断，看其对民族文化的建构，有何涵养，有何创建，是否能汇聚到民族文化的伟大洪流中去。我认为，所谓文化，是一种带着种族生命痕迹和生命温度的信息符号，它传递着民族的脉搏和家国的气息。夜深人静，在异乡的羁旅之中，一灯独坐，读上一篇《秋声赋》，故国家园，子妻友朋，便恍然立于门外。这便是文化的具象。正如留美著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所说： “‘文化’，‘文’而‘化’之也。读斯‘文’而与之俱‘化’，大概就是我辈‘天朝弃民’心目中的所谓‘祖国文化’罢!”唐德刚是“化”中人，其所言是血泪感受，当为不谬。所以，不能“化”到民族文化中去的人文读物，其所谓价值便颇可疑了，读者当存十分的警惕。比如，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虽浓艳逼人，堪可吟味，却如何读不出民族的情感，我便不十分喜欢。这并不意味着，写了民族情感的书就是好书，关键还在于对民族文化的“化”法。比如史学著作，现代史学便比传统史学有它的先进性。因为传统史学过分看重“政治故事”，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忽略和遮盖了；现代史学的著作，是建立在对经济基础的研究之上的，便把人民群众的生产创造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还原”出来了，便有了深刻的民间性，其文化的质性就更加健全了。

　　在读自然科学的书时，我着眼的不仅仅是它知识的丰富和准确，更看重它的人文含量。所谓的人文含量，是指它对生命规律的挖掘深度，以及自然历史对人类历史启迪和教导的揭示程度。自然是人类之师——人类历史对人的教化，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因而是恍惚不定的；而自然的教导，是出于生命自身的规律，因而是准确的。纪德在《新人间食粮》中说：

　　多么纤细的一棵草，也要服从自己生命的法则，而那些法则脱离人类的逻辑，至少不会归结于人类的逻辑。在这里可以重新开始探索，虽说难免失误，但是经过更严格的观察，更巧妙的比较，总能越来越接近永恒的真理，接近一个理解并超越我的理智（人类的理智）的上帝，而且使我的理智（人类的理智）无法否认的上帝。

　　因此，写自然的书，应该是对自然进行“更严格的观察，更巧妙的比较”，从而揭示生命真谛、生活真理之书。拥有这些内容之后，便可以对人类进行有效的生命关怀。这也就是书籍对人类的人文关怀的过程。

　　所以，一本人文类的读物，如果没有独特的文化感觉；一本自然科学的著作，如果没有从自然表象中总结了深刻的人文内涵，我阅读的时候，就感到不适，就感到遗憾，甚至不安。我便不愿接受它。一个有良知的人，夸大自己的情感都感到难以容忍，更何况夸大一本并不打动自己的书的价值？我不甘心说它好。

　　然而，就像最平庸的品行往往最先得到赞美一样，最平庸的作品往往最先被人接受；不管你赞美不赞美它，它都要流行。也就是说，人类的良知并不一定站在智慧和自由思想一边，愚蠢并不一定全站在欺人的宗教一边，人类尚处在理性的童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评家的最高使命应该是关照那些最卓越也是最冷僻的智慧之书，掸去它们封面上厚厚的积尘，让其与自然的阳光一同灿烂。

　　所以，独立的怀疑立场，是书评家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级的智慧。在话语喑哑的时代，我们推崇的是说话的勇气；在市声喧嚣的世俗场上，更推崇的应该是不说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湮没和孤独，也意味着名声和利益的丧失。“文格渐低庸福近”。此话的反面就说出了这层意思。然而，书评家人格的闪光和价值的所在，也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