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朱自清全集》——萦绕叶圣陶多年的心愿

　　1988年9月，叶圣陶先生哲嗣叶至善写过一篇短文《祝贺〈朱自清全集〉开始出版》，开头便说：“去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和朱乔森同志商定，要出版朱自清先生的全集。父亲得知了很高兴，说总算代他了了一桩心愿。”出版《朱自清全集》，怎么就成了叶圣陶的一桩心愿？这话还得从四十年前说起。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去世，清华同人随即提出出版全集的想法。叶圣陶8月16日日记：“吴辰伯书来，言关于佩弦身后拟作三项：一、凑一笔款，赡其家属；二、名人作纪念文字；三、为出全集。并问开明有无出全集之意，宜尽先考虑。”当时，叶圣陶在上海主持开明书店的编辑出版工作，彼时开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早已是文化人信赖的出版机构。朱自清去世，清华同人把出版全集首选在开明，既考虑开明有出版《闻一多全集》的先例，更因为叶圣陶是朱自清的故交，两人交谊深厚，因此吴晗在第一时间给叶圣陶去信，既是商量，更是重托。

　　8月17日，叶圣陶日记有“作书复各处，将近十封。店中决定接受出佩弦之全集，因告吴辰伯”。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叶圣陶对于吴晗所提出版全集一事，没有丝毫含糊。所谓“店中决定”，想来叶本人的意见至关重要。出版《朱自清全集》，在叶圣陶那里，于公于私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消息传到北京，清华方面自然很高兴，开始紧锣密鼓地安排文稿编选事务。

　　之后的数日中，叶圣陶日记多次提到此事，说明其对出版《朱自清全集》非常重视：“仍作复信，谈佩弦全集事”（9月1日），“写复信数通，其中复佩弦夫人者颇长，谈佩弦身后诸事”（9月6日），“得浦江清来书，详谈佩弦全集事”（9月17日），等等。然而，事情却并不顺利。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叶圣陶北上、新中国成立、相关政策调整、开明书店面临公私合营等，《朱自清全集》的出版被一拖再拖。这其中，政治形势变化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决定之后走向的，则是叶圣陶自身的思想变化。

　　整个1950年，叶圣陶日记中没有出现关于《朱自清全集》的记录。1951年，其日记中共有三次谈到全集，分别是2月7日：“晨起念及出城访叔湘……叔湘招江清来，谈佩弦全集问题。……饭后，往访佩弦夫人。”10月17日：“午后，周振甫来。……渠以佩弦全集之校样数篇来相商，谓以今日观之，佩弦之某些想法可以无须刊布问世。余以为然，谓可存其目下而注‘删’字。”12月9日：“九点半，叔湘来……交我以季镇淮所撰佩弦之年谱。佩弦全集一拖再拖，时已三年，尚未出版，思之疚心。总望诸友催促，开明赶紧，能于明年暑前出版。”

　　可以看出，叶圣陶一方面对《朱自清全集》历三年未出版表达“疚心”，另一方面对于全集所收内容有了新的考虑。其实，对于来到北京进入政界的叶圣陶而言，这样思想的转变，看似来自开明编辑周振甫的建议，实则是他本人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在1949年8月，担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在日记就有这样的认识：“语文教育固不必顾时代，而实际上不能不顾，如读闲适之趣之散文，即感不协调矣。”（8月17日）按照这样的标准，朱自清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散文能“协调”吗？

　　时间进入1952年，《朱自清全集》出版才又被提上日程。叶圣陶当年5月17日日记：“午后二时，偕彬然至市政府晤吴辰伯，商量佩弦之全集之出版问题。参加者尚有平伯、江清、均正、振铎、佩弦夫人五人。佩弦全集在开明排版，已成大半。而以今日看佩弦之作，有若干篇不合时宜，于读者无裨，因有重加考虑之必要。余前数日与辰伯谈及此事，共谓佩弦若在，自定其文，必将有若干篇须从删弃。故我辈为出全集，一必对得起佩弦，不逊其在群众中之印象。二必对得起读者，使读者读之有所受益。至于以马列主义为衡，则非所宜，盖以马列主义求之于佩弦，即非历史主义矣。今日辰伯说明此义，讨论许久，决定不出全集而出文集……所收者以具有进步性为准。”

　　这段记述信息量非常大，会议召集人是谁，没有明说，但参加者皆是重要人物，其中最重要者，当属吴晗、叶圣陶二位。此次讨论的结果，是不出全集改出文集。这种改动是谁的意见？虽有“共谓”云云，但对照前文，应是叶圣陶；至于由“辰伯说明此义”，是出于何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结果是大家同意了。

　　另外的材料，也可以证明改出文集是叶圣陶的主意。叶氏6月8日日记：“上午因雨不克外出，看佩弦遗文。念出版故人之集子，宜分别言之。如为纪念性质，则宜求其全，一鳞一爪，皆搜罗无遗。如为流通以益人之意义，则宜慎为抉择，虽不能以今日之标准为标准，至少亦须以今日观之尚有进步性，于读者多少有用处。自后一点观之，则佩弦之文颇有可删者矣。”这种“两方面说”，延续了5月的观点，能看出在出版全集还是文集这件事上，叶圣陶有过反复考虑，但结果是“为流通以益人之意义”，选择了后者。

　　关于由全集改出文集，叶至善这样记述：“建国初期大家都忙，等到全集的稿子大致收集齐，已经是1952年春天，出版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开明书店没有力量担负这样大部头的集子了。全集的编委们认为拖延下去总不是事，对不起朱先生也对不起读者，决定从目录中选出十二种，编成四卷，先用‘文集’的名称出版，等将来条件具备了再出版全集。”这其中，有些是事实，如“大家都忙”；有些则未必准确，如把改出文集归因于“开明书店没有力量”，显然是托词，因为叶圣陶本人在日记中已反复记述，最主要的考虑是“以今日看佩弦之作，有若干篇不合时宜，于读者无裨”，“则佩弦之文颇有可删者矣”。

　　或许是之前等待了太久，或许是担心再度节外生枝，短短时间内，清华方面就又催促文集的出版。因为有吴晗督促，叶圣陶再次去了清华，听取清华诸位的意见。其7月20日日记：“八时偕墨驱车至清华，访叔湘。……佩弦夫人来，谓佩弦全集总望其早日出版，嘱余帮忙。余答以最近期间再当一谈。江清来，亦谈此事。王瑶来，杂谈种种。”此处记述，除朱夫人陈竹隐、浦江清来说出版朱自清遗作外，就是叶与王瑶的面谈。王瑶是朱自清的研究生，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经过1949年合作编辑出版大学国文教材，再加上出版朱自清遗作的会面，两人能够“杂谈种种”，可知王瑶与叶圣陶已经熟悉。

　　之后，朱自清遗文出版进入快车道。叶圣陶日记7月27日：“饭后二时，偕伯祥至中山公园茶叙，讨论佩弦遗文出版事。开明同人、清华同人、吴辰伯、振铎以次至。……讨论两小时许，决定定名《朱自清文集》，散文而外，收系统的著作两种，诸人看过主张删去者全删，共余八十至一百万言。序文请王瑶起草，俟大家看过修改过，署辰伯、平伯、振铎及余之名。”8月26日：“下午到社，看王瑶代撰之佩弦文集序文，将付油印，交大家提意见。王瑶为佩弦弟子，深悉其治学与为人，此序大体不错。”8月29日：“晨间分发油印成之王瑶所拟佩弦文集序，希诸友提意见，然后由余汇总修润。”

　　以上三则日记，记录了《朱自清文集》出版的具体安排，尤其第一则，为此事操心者悉数到场，最后的决定，完全称得上“大家的意思、集体的决定”，这其中，就包括由王瑶起草文集序文。作为朱自清先生的入室弟子，王瑶自然责无旁贷。他不敢怠慢，在一个月内完成了写作，并呈送叶圣陶审读。而叶的评价是“此序大体不错”，可见叶圣陶对王瑶起草的序言是认可的。

　　然而事情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王瑶起草的序言分发诸人四个月后，开明编辑突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叶圣陶1953年1月9日日记：“晨间调孚、均正来访，谈佩弦文集之序文事。佩弦文集排版已就，即可付印，而序文尚缺。前托王瑶代振铎、平伯、吴晗与余四人所撰序文，大家认为夸饰处多，不合用。而评论人物与作品，欲求得当，确亦大难。因商只作一简短之题记，叙此集拖延至四年以上，几经变更之经过，由余为之。”

　　徐调孚等认为王瑶所作“夸饰处多，不合用”，显然与叶圣陶之前“此序大体不错”的评价分歧颇大。有意思的是，叶圣陶并未坚持己见，而是以“评论人物与作品，欲求得当，确亦大难”作了委婉的解释。显而易见，叶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同意了开明的意见。

　　叶圣陶为什么会改变主意？这事的突然变卦，引起浦江清的质疑。叶圣陶1月23日日记：“晨间写信三封。其中一封答浦江清。江清见余所为佩弦文集题记，以为简略，主仍用王瑶所拟序文而由余为之修改。察其言外之意，必以为余简率了事，厚负佩弦。因告以王瑶之作不能用之故。又谓余与佩弦二十余年之交，亦非泛泛……”1月26日：“接浦江清复信，彼既明王瑶所为序文不能用之故，即不复作修改王序之想。第就余所作题记补充若干语句，谓供余参考。余观其所补充皆记实事，无甚问题，即略为润色，送于均正付排。佩弦文集至此始竣事。文集开端缺一篇传状佩弦、评论其造诣之有力序文，终感不满。”

　　此事虽然经叶圣陶解释，浦江清予以接受。但以上两则日记，却让人读出更多意味。在第一则日记中，叶氏面对浦的质问，有“谓余与佩弦二十余年之交，亦非泛泛”的峻急之语，可见叶圣陶在此事上生怕朋友们误解。第二则日记叶圣陶所言“终感不满”，确是发自肺腑之语：由全集改出文集，甚至连朱自清学生王瑶起草的序言都不用了，说到底对亡友朱自清是心存愧疚的。最可琢磨处，是两则日记中的“不能用之故”。按照正常理解，不能用的原因是“夸饰处多”，如果是这个原因，由众人修改到不夸饰，客观评述朱自清的为人为文，即把作家作品讲明白即可，为何非要弃王序而以一简单《题记》代之呢？

　　事后来看，所谓“夸饰处多”，大抵不是真实理由。叶圣陶决定弃用王序，恐怕是政治气候风起云涌，虽然约定王瑶作序只是代拟，但叶对此已经表现出了某种担心。要知道，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就是由开明出版的，在此之前的1952年8月，叶圣陶亲自主持了关于《史稿》的座谈会，对于《史稿》的遭遇，以及座谈会上某些人的批评，他肯定印象深刻。所以，尽管这是朱自清遗文出版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对于理解特定时期人们的心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佐证。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出版《朱自清全集》就成了叶圣陶的一桩心愿。虽然叶圣陶本人并没有看到这部全集的出版，但在去世之前得知《朱自清全集》出版提上了日程，他自然是高兴的，因为再也不用“为当年没能出版朱先生的全集感到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