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过程中书写一份生命的“证词”

　　我们读古代的史籍，看到的更多是帝王将相，而很难看到贩夫走卒的身影。这折射出历史主流叙事对大多数普通人的忽视甚至轻视。正如在当代不少的影视剧中，卓尔不群的主人公轻而易举便可毁灭无名配角的生命。古今这些现象其实共享同一套逻辑，即只认同少部分人的存在价值。

　　这似乎可以理解，毕竟“人生代代无穷已”（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而多数人往往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庸庸碌碌地活着，安静地死去。此类“平凡的大多数”，游离于史书的记载，湮灭于时代的记忆，这样的生命如何被“看见”？阅读法国学者朱利安的《默化》（赵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后，我们或许会有新的考量。

　　以过程代替“事件”

　　《默化》这本书，探讨的是一个熔铸于日常、却极易被忽视的道理：世界上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往往不是显著的“事件”（événements），而是静默的过程“本身”。这为我们摆脱显著的英雄叙事、体察无声的平凡生命提供了思路。

　　我们都曾有过这样惊讶的感受：端详一张若干年前的照片，会觉得和此刻的自己判若两人；回顾中学时代的朋友，会发现大家早已渐行渐远；看望远在家乡的父母，会不解他们何时生出了白发……这些都不是发生于某个特定时刻，而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结果。朱利安的这本书，就是从类似的日常现象中提炼出“默化”的概念，从哲学层面展开探讨。

　　作者认为，西方思想的上游——古希腊哲学，沉迷于构建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essence），致力于寻找外在的、显著的“断裂点”。“事件”便是本质主义哲学观的代名词，其特征如朱利安所言，“事件不仅霸占眼球、攫取关注，它还组织起叙事的结构，使其呈现戏剧般的强大张力”（《默化》，第140页。下引本书仅注页码）。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让人们倾向于关注显在的事物，而忽视其内部持续不断、静默无声的转变。要改变这一点，就需借助中国传统哲学所强调的“默化”智慧。

　　在书中，“默化”被理解为事物自主进行的静默转变。一方面，它反对本质主义哲学中变化的发起者——“主体”的存在，而强调阴阳对立催生万物转化；另一方面，它也拒斥本质主义哲学之下的“事件观”，而认同无声无息的转化力量。

　　这种“默化”的运作在生活中无处不有，爱情关系的崩塌便是如此。朱利安反问：“那些呢喃私语、缱绻温存的午后不知何时已变得寡淡无味，乃至痛苦得令人窒息。与其说‘我’从‘爱’接着走到了‘恨’或‘冷漠’，更正确的说法不是：爱得越强烈，越要挑战不可能，结果越适得其反？”（第95页）若要对这段关系的失败追责，元凶恐怕正是爱“本身”。爱与恨本是对立，然“爱之深、责之切”，爱便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倒向自己的反面——“恨”。这里，稳定的“主体”早已被无声地溶解于日常的相处过程中，情况在此自主地发生静默反转，正如朱利安对安娜·卡列尼娜情变的分析，“她是在不知不觉间，身不由己走到了这一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主人公长时间以来都忽略了哪些细节，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第73页）。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很多形象化的说明，例如季节的更迭、生命的衰老、战争的反转……这些生动的案例遍布各章，使得《默化》整体作为一本理论书籍，在抽象的概念思辨之余多了几分日常烟火气，更易于读者接受。透过这些，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默化”本身自主、静默的发生机制。在最后的几章中，作者便以这种“默化”思维为导向，重审了“生命”“时间”“历史”等概念，应用性地展示了“默化”巨大的理论效力。

　　总的来说，朱利安的书成功地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在跨文化的视野下，拉开中西哲学的“间距”（écart），搭建起古希腊思想和中国“默化”思想二者内在差异的比较框架，从存在论、主体哲学、认识论、语言哲学、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展开中西哲学对话，清晰而深刻地阐发了“默化”思想对静默转变过程“本身”的重视。

　　通过《默化》的思想阐发，我们可以发现：在主流叙事关注的显在“事件”之外，对大多数平凡的普通人来说，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就是生命“默化”的过程，它细碎但绵长，微小但“真实”。我们为生计的奔波辛劳是“真”，和亲人的天伦之乐也是“真”，对“诗和远方”的憧憬向往是“真”，现实中的蝇营狗苟也是“真”。所有这些琐碎的、看似不值一提甚至是有时带着一些卑劣的行为、体验和欲望都应当得到承认和关注，都是生命的产物，或者说就是生命“本身”。在生命过程中，我们成长、衰老、死亡，经历着四季的更迭、时代的变迁，感受着风霜雨雪、悲欢离合。《默化》为我们开启的，正是去重视一切生命的具体过程的契机。

　　于过程中书写

　　生命的“证词”

　　在对“事件”趋之若鹜的主流叙事中，人们往往沉迷于一切辉煌的“成就”以达“不朽”或“超越”，秦始皇一统六国、希特勒侵占欧洲，多少都有此意味。而这背后的深层逻辑，或许正是人类对生命短暂、一切会因死亡而烟消云散的恐惧，因此唯有创造彪炳千秋的“功绩”才能超越死亡，树立永恒的“意义”。

　　朱利安在《默化》中说：“死亡仅通向神秘，因而再没有什么比它更荒谬的了。它在意义之外。”（第66—67页）“默化”思想恰恰是对这种关注重心的偏移：“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死亡的瞬间便是默化之下个体生命的终点。”（第67页）也就是说，“当我们停止对‘死’的讨论，它反而会融入事物发展的进程，于静默中得到理解”（第69页）。

　　忽略死亡对一切的“消解”、将生命视为一场过渡，这意味着具体的过程获得了认同，意味着意义可于过程“本身”获得生发。在这个层面上，《默化》是一位学者满怀关心地体察平凡人生命历程的结果。

　　如何“看见”并确认这种在静默中展开的生命价值伟大的文学，常常充当了最敏锐的“见证者”。它不急于报告结局，而是沉浸于展示过程的发展。以《哈姆雷特》来说，这部戏剧的震撼之处不在于“王子复仇”这一事件的悲壮场景，而在于莎士比亚以内心独白和人物行动细致地呈现了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的极致徘徊、延宕与挣扎。由于深受人文主义教育的影响，哈姆雷特热爱生命，但杀父夺母之仇却不共戴天，所以他陷入了是否杀人的困境。在“生存还是毁灭”长久的痛苦诘问中，他选择复仇，并以自杀的代价守住了人类生命不可侵犯的边界。可以说，他的每一次犹疑、每一段独白、每一个行动都是意义在具体情境中艰难生发的“场域”——正是在此过程中，人性的光辉得以绽出，人类的生命得以“自我显现”，这部戏剧才能“见证”一个悲剧英雄的诞生。

　　对于现实中的我们来说，“是否杀人复仇”的困境或许很遥远，但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能否遇到一样的课题，而在于我们同哈姆雷特一般，都是生活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人物。这意味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选择都在推动情境的改变，我们所有的感受、体验也都在情境中生发，并且我们只能以自己的力量承担情境转变的结果，这就是生命的“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十足真实的。因而正是在这所有的情境中，也就是在我们的感受、体验以及行动和承担中，意义才得以缓慢地生成。朱利安用“自我展开”（第15页）描绘“默化”的发生，强调的正是事物内部自发的微小改变促使情境反转。在这个意义上，“默化”抽象的理论内涵恰恰蕴藏着对具体生命的深情。

　　因此，《默化》一书所包含的生命态度，并不是外在地歌颂生命的光辉和伟大，而是内在地“看见”生命过程的延展，对其中优美的或是肮脏的所有部分都抱有深沉的爱与悲悯。这并不是对少数天才或者英雄的追捧，也不是对生命高光时刻的片面赞美，而是对所有人类同胞的全部生命历程的关怀。也只有怀着对具体生活过程的肯定，我们才能够接受最真实的生命，而不是崇拜一个个停留在概念中的“事件”。这或许就是朱利安《默化》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