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麦德维杰夫的中国情缘

　　俄罗斯（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2026年2月13日病逝于莫斯科市郊的家中。

　　随着这位百岁老人的离去，一个曾经在苏联时期拥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群体，也彻底成为历史的过往。俄罗斯《生意人报》的统计数据显示，罗伊·麦德维杰夫一生笔耕不辍，一共完成了超过五十部著作，为世界各国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苏联与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5年11月14日，罗伊·麦德维杰夫出生在苏联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悌弗里斯。若列斯·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是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孪生兄弟。他是一名优秀的生物学家，但同样醉心于对苏联历史与当代问题的研究，协助罗伊完成了多部具有极高价值的著作。

　　麦德维杰夫兄弟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苏联红军的师政委，是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这一点从其为爱子所取的名字——罗伊、若列斯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名字均非俄罗斯人惯用的名字，而是分别取自于印度、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的姓氏。不幸的是，两个少年的父亲在1941年时过早地离开了他们。

　　值得庆幸的是，家庭剧变并没有打倒坚强的麦德维杰夫兄弟，反而让他们对研究苏联（俄罗斯）历史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不懈的努力与持之以恒的精神，他们完成了许多不朽的著作，更成为研究斯大林主义以及斯大林时代等相关问题不可跨越的奠基性学者。

　　相较于若列斯，罗伊在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要更高，其作品被引入我国的数量也更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相关的研究观点就已经成为国内相关问题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参照，很多学者对苏共历史、社会主义运动等诸多重大议题的基本认知均来自于此。《让历史来审判》是奠定罗伊·麦德维杰夫史学地位的重要著作，为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并对斯大林主义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他前后耗费了大约四十五年的光阴。麦德维杰夫自陈：“我以各种形式为写作此书准备了近二十年；之后又用去了二十五年以上的时间直接投入创作，一点一滴地、有时甚至是成批搜集有关斯大林主义的记述、史实与文献，对它们进行反复的思考，与朋友和志同道合者讨论，并且与反对者们展开论战。”正是这种“考史迹、辩真伪、明是非”的可贵精神，不断推动着他去克服种种的限制与困难，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保守政治环境下，成功地将研究成果适时推向学术界，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在相当程度上，罗伊·麦德维杰夫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其为日渐僵硬、失去活力的苏联模式与苏共带来了理论与信念上的生机。按照《红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作者——瑞士历史学家芭芭拉·马丁以及俄罗斯哲学家奥列格·乌斯季诺夫的观点，“许多人试图将‘社会主义’与‘不公正’画上等号，将自由与‘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画上等号。而麦德维杰夫的著作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它们探讨了苏联体制持续转型的可能性”。

　　尽管承受着为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巨大的生活与政治上的压力，罗伊·麦德维杰夫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坚持写作，在贫苦、艰难的日子里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史学佳作。数十年的奋斗岁月虽然漫长，却无法从根本上挫伤有志者的信念，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作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最为危难的历史性时刻挺身而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诸多人民代表之中，只有他敢于在当场公开表达反对意见，指出取缔苏共必将为国家招致极为严重的灾难。但“孤勇者”终究无力扭转苏联的命运，一次又一次“逆流而上”，却只留下了他孤独的背影。

　　罗伊·麦德维杰夫对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他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书时所作的毕业论文便以中国革命为主题。苏联解体后，他曾经于1992年、2002年两次受邀前来中国。他深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而欣慰。我在莫斯科大学世界政治系读博期间，曾经有幸与老先生结识并多次前往其家中拜望，向他讨教诸多历史与当代问题，获益良多。在那之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我从未间断过与老先生之间的联系，多次代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编辑部与之进行沟通，发表了多篇采访报道。2012年时，罗伊·麦德维杰夫完成了自己第一部有关当代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著作——《中国的崛起》。在该书中，他对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高度肯定性的评价。

　　作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对来自中国的学者有着更为明显的好感，乐见自己的研究观点与政治主张在中国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老先生决定授权给我——允许我自主选择他的著作在华翻译出版而从未提及任何有关报酬的事宜。这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更展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思想家的崇高情怀。

　　2025年12月10日，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罗伊·麦德维杰夫收到了我寄给他的汉译本《俄罗斯政坛风云人物》，他感到十分欣慰，专门致信给我以表示感谢之意。也许，这本书是他见到的最后一本自己的译著。彼时，罗伊·麦德维杰夫决心以“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为主题，完成人生中最后的著作。他说：“我曾经将自己定义为拥有独立政治立场的社会主义者，与我最为接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我对其所知，当时他尚有《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特别军事行动”》（下册）等著作亟待完成，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投入有关中国的新书的写作之中。罗伊·麦德维杰夫对这本书寄予了极高的期待，他甚至在动笔之初就选定我作为译者，期待能够同时以中、俄两种语言在两国出版。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罗伊·麦德维杰夫仅仅完成了该书的最初章节，便撒手人寰，未能同全世界喜爱与关注他的读者分享自己的观点，这份未竟的书稿也成了我心中一份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