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视野之外的陈福桐先生

　　记得前年接待山东某学术期刊主编，席间他感慨地说，他去某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很惊奇地发现该省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该省的一位老先生。情见乎辞，言者都充满了深情、敬重和怀念。但令他“惭愧”的是，身为学者的他却从来不知道这位老先生。后来他认真地查找这位老先生的著述，却几无所获。他很感慨地对我说，真的不知道那个省的学者们为什么那么崇敬那位老先生？

　　在这位学者疑惑而感慨的叙述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陈福桐先生——今日贵州学人提及时多敬称“陈福老”。或许，陈福老也算他所讲述的那类老先生吧。

　　一

　　余生也晚，未能见过陈福桐老先生。但是，老先生的尊名却不时听闻。早在贵州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就发现该校中国文化书院的很多楹联是陈福老所拟或所书。惭愧的是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惭愧之时，我也深感好奇甚至疑惑：一个省的头部大学，专家云集，学者林立，但是它最具文化气质和品位的书院的楹联居然出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

　　在贵州大学求学和工作期间，张新民先生等老师就多次提到陈福老。张新民先生非常感激陈福老当年的奖掖之恩，“陈福桐先生与我交往最深，他的奖赞常使我汗颜”。后来我忝列贵州省文史馆主办的《贵州文史丛刊》编辑，得以与文史馆诸多馆老广泛接触。众所周知，各省市区的文史馆济济多士，堪称当地文史人才的渊薮。陈福老1979年曾参与恢复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建制工作，1991年被聘为馆员，为文史馆的前辈馆老。在我预料之中又出乎意料的是，文史馆的诸多馆员言及陈福老时，也是恭敬有加，感激多有。

　　年近八旬的馆员厐思纯先生是贵州省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其所撰著的“明清贵州人物三部曲”（《明清六百年入黔官员》《明清贵州七百进士》《明清贵州六千举人》）成为了解贵州的基础性读物。尤其是《明清六百年入黔官员》几乎成为到贵州任职的外省官员的首选读物。厐思纯先生曾多次告诉我，他之所以能走上文史研究道路并且取得些许成绩，完全是因为陈福老的指点和帮助。年轻时，厐老喜欢文学，陈福老告诉他，你的优势不在文学而在史学，可能你并不自知。厐老师受此指点，才转向了文史研究。至于《明清贵州七百进士》《明清贵州六千举人》两部书，更是陈福老提供的基础。陈福老早年感慨于贵州人文化上的自卑，遂亲自到北京国子监，在进士题名碑上逐个数点贵州进士，方有后来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一文。厐老师在此基础上铺陈为《明清贵州七百进士》《明清贵州六千举人》两部著作。

　　类似厐先生这样对陈福老栽培、奖掖之恩的感激，已经去世的黄万机先生以及很多馆员都给我讲过。我强烈地感受到，陈福老虽然不是学院中人，但是他的影响几乎覆盖了整个贵州文化教育界。

　　二

　　谈到陈福老，很多人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说“经历复杂”。陈福老出生于1917年11月，去世于2010年4月，享年九十有三，先后经历了旧、新两个社会。时代的浪潮给更多人的命运是表面上的随波逐流，但陈福老则更多地被卷入那平静水面下的漩涡、暗流。在旧社会，他因为“通共”嫌疑而坐过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秘密监狱。遵义解放前夕，据后来曾任过遵义地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的陈璞如证明，当时“陈福桐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工作”等。解放初他又出任遵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在新社会，在短暂地栖身省文联后，迅疾又被发遣到乡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六十岁的陈福老才得以过上稳定的生活。拜读他九十岁时写的《自述》，掩卷之余，我也情不自禁地发了一句感叹——“经历复杂”。这从其《自述》中有关刘健群的记载可见一斑。

　　陈福老是遵义人。在民国时候，遵义也出了一位人物——刘健群。刘健群一度被认为是蒋介石所谓的“十三太保”之一，与国民党复兴社（蓝衣社）的创立多有关系，曾任复兴社书记长、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等职。离开大陆后，刘健群在台北近郊的银河新村寓所撰写回忆录《银河忆往》。我素对近现代史多有兴趣，加之刘健群又是贵州人，所以颇多关注。刘健群早年离开贵州，因为竞选“立法委员”的需要，“三十年不曾回过家乡的人”，才于1947年回到故乡遵义。刘健群的回忆录没有提到陈福老，但是我直觉陈福老或许会记载这件事。果然，陈福老的自述生动详实地记载了参与刘健群宴会的经过以及席间发生的戏剧性的事情。

　　如此复杂的经历，致使陈福老在遭受磨难写“交代材料”时，动辄就是“我写一百张纸”“太少，要一百张”，自我调侃“罪大恶极”，纸少了不够，说不清楚。

　　面对坎坷和折磨，陈福老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传统的学人，陈福老也粗通医道，能为人开方治病。晚年他风趣地说：“所幸没有医死一个人。”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口头常说的“跌打丸”。陈福老曾被下放到黔西南州一个小山村。离开贵阳时，他嘱咐家人要带上“跌打丸”。原因令人感慨，“肯定躲不过批斗挨骂的”。果然，后来他受到了批斗。有次“脸肿了半边”，但晚上又接着被批斗。一些良善的村民担心他自杀。殊知，陈福老一进家门，就对陪他一起下放的女儿说，“煮一碗甜酒，拿两颗跌打丸来”，然后和衣而睡。他对人情、人性、人世洞察之深而又乐观豁达、仁以待人的态度让我久久难以忘怀。陈福老小时候曾经被算命先生认为“活不到三十岁就要死”，因此十七岁时就早早结婚。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他活了九十三岁。也许，儒家所言“仁者寿”是最好的解释吧。

　　三

　　2016年3月，贵州省启动《贵州文库》编纂工程，是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王尧礼老师出任负责具体工作的副总纂一职。有天我与他喝酒，举杯起立开玩笑说，你可要好好干啊——不为别的，只为陈福老也曾担任过你的职务，做过你的工作。尧礼老师起初一愣，随即回答说，我喜欢你这句话。为你这句话，我要喝两杯酒，一杯祭献陈福老，一杯为你的真诚鼓励。追本溯源，陈福老对《贵州文库》也功不可没。

　　民国时期，贵州学者任可澄等即倡导出版贵州历史文献大型丛书《黔南丛书》，但其时神州板荡，难以如愿。直至“文革”结束，在贵州历史文献整理、出版事业不绝如缕之际，正是陈福老等挺身而出，方使这一文化事业得以继续，继而有了今日《贵州文库》这一盛世文化事业。

　　“文革”结束后，陈福老结束了他的下放岁月，回到以前栖身的省文联，随即调到刚恢复不久的贵州省文史馆。其时，他已经六十岁。自此至他去世，刚好三十余年。在这三十年里，他爆发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激情和精力，老骥伏枥，投身贵州地方文化的建设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贵州古籍文献，特别是地方志的整理、出版和人才的发现、培养。对此，他在九十岁时在所填的《念奴娇》一词中曾如此自述，“回首三十年来，壮心犹存。倚马能挥笔，瘦骨嶙峋仍啸傲”。

　　1983年，他与史继忠等学者倡导成立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任副总纂，为贵州地方志事业鼓与呼，奔与走，使偏远的贵州地方志整理和新修大放异彩，以致于时任中国地方志协会会长的董一博先生都不由惊叹，“熏风南来，贵州修志有席卷中原之势”。

　　相对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则是陈福老自己著作的稀少。他身前公开出版的著述仅有两种，一是《梧山遗稿》，二是《晚钟出谷》。前者是他的人生自述，后者则是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时而作的一些文章”集结。两本书的出版都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在弟子以及有关单位的鼓动之下才“被迫”出版的。回顾陈福老的一生，他似乎无意“著作”而专事“编述”。表面看来，陈福老的工作具体而又仅限于贵州，似乎不值得大事表彰，但是，古人讲“以文化人”。“文，典籍也。”“以文化人”也就具有通过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来培养、教化人的含义。除此之外，陈福老还参与恢复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建制、创办《贵州文史丛刊》、倡议成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省诗词学会等。凡此种种，均为“文革”后贵州百废待兴的文化事业奠定了基础和搭建了平台。质之贵州后来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此言不虚。

　　四

　　陈福老被贵州的前辈学人们尊称为“贵州文化老人”。但与此同时，陈福老不是学院派学者，留下的文字也不多，“著作等身”这类词语与他毫不相关，所以，如何看待这一敬称就是一个问题。窃以为，相对于当下的“学术”，陈福老注重和传承的更多是一种传统的“学风”。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鹏之所以能青云直上，盖因厚积之大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以它宽厚的德性资生万物。文化的发展、人才的成长又何尝不需要这样的风力和土壤？陈福老在解放前主要从事办学、办报工作，解放后又侧重文献整理、编辑工作。终其一生，更多地承担了积风、培土和育人的工作，为贵州文教的兴起、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助力和土壤。贵州大学杨军昌教授目前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陈福老主持贵州地方志工作中，发现了当时还在县里工作的杨军昌。正是在陈福老的关怀下，杨军昌从县政府办公室直接调入贵州大学历史系担任教师，由此走上学术道路。

　　陈福老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他传奇般的经历，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高尚的人格力量，从而能够“风”动后人，激人兴起。言及此，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疑惑。

　　根据陈福老的自述，早在1937年春，中学毕业后的他即去上海想读大学，但因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而未能如愿，随即返回贵州。我起初不解的是，后来浙江大学在他的家乡遵义办学六年之久，他又曾参与过浙江大学的一些活动。近水楼台先得月，天时地利又人和，他为何不入读浙江大学呢？对此，陈福老没有解释，但是对如何不读大学则进行了说明。

　　当时迁至贵阳办学的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六逸在看过他的一篇文章后，“催我赶快去报名，说今天截止”。但是他拒绝了，原因令人意外而崇敬，因为他曾经“和同事有约要抗战胜利后才分手”，如果读了大学，“就失信于人，不可。‘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边走边想，决定不读大学。”最后他说，“对我而言，梁漱溟没有读大学，后来竟在北大讲学。这是活生生的自修榜样”。

　　陈福老“与人交而有信”，从而主动放弃入读大学的机会，从更广阔的角度而言，这一“信”又何尝不是对先贤、对文化、对文明呢？

　　众所周知，陈福老与郑珍等沙滩文化先贤共同生长于遵义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陈福老自言“我是赵门两代人的学生”。所谓“赵门”指遵义赵恺（乃康）、赵宗典父子。赵恺又师从于郑珍儿子郑知同，伯父赵廷璜则是郑珍女婿。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去拜访赵乃康先生，准备集中遵义私家图书办一个大型图书馆”。徐特立还与人去赵乃康的家中，“取出《资治通鉴》《皇朝文献通考》三部书（还有一部记不起），说毛泽东要阅读。乃康先生赠特立老人诗中有‘功不在禹下’之句。”陈福老在九十三岁离世前，“因省文史研究馆主事和馆友们的鼓励”，出版文集《晚钟出谷》。书名出自郑珍的一首诗。由此可见他对沙滩文化诸位先贤的怀念和致敬。

　　陈福老接受过新旧两种教育，身处一个新潮翻涌的时代，“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说礼教是‘吃人的礼教’，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写中国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对那时的青年一代是有影响的”。令人意外而深思的是他的态度和立场，“我是没有勇气喊出‘打倒孔家店’的”。这不仅是对一种悠久的文明传统的“守信”，而且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化和人生底色。

　　陈福老这样的人代不乏人、随处多有。他只是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在现代“学术”的视野和“规范”之下，他们逐渐被人忘却。但当我们立足于文化的丰沃土壤展望未来时，我们当不会忘记，我们立足的土地曾经一片荒芜，而正是陈福老这样的文化老人才使荒芜的土地成为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