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戏剧活动史料新发现

　　提起闻一多在文化上的成就，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诗人与学者。其实，闻一多的才情远不止于此，他在绘画、篆刻、戏剧等诸多领域都有着不俗的成绩。熊佛西曾说：“我找不出较‘多才多艺’更好的名词来形容闻先生。因为他的兴趣是广而浓，不但能诗（曾著有《红烛》集，上海泰东出版），而且能画画（他到美国本来是研究画的）。近来不知道他为什么又对于戏剧发生了特别的兴趣。我的朋友中兴趣广的很多，但像闻先生这样好的成绩可寥寥无几！”（熊佛西、王剑三：中华戏剧改进社的新消息》，《晨报副刊》1925年4月21日第85号）。

　　闻一多的戏剧活动始于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期。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洪深是清华园戏剧活动的奠基人，那么在洪深离校以后，闻一多便成为校园内戏剧活动的中心人物。”（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

　　留学美国期间，闻一多对戏剧的热情未减，与在美国学习戏剧的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好友一同编演过《杨贵妃》《牛郎织女》等话剧，帮助过梁实秋、顾毓琇等人演出《琵琶记》。1925年1月，又参与发起“中华戏剧改进社”，以期与友人“同建中国戏剧”。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开展国剧运动的理想，也是闻一多决定提前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归初期，闻一多为建立艺术剧院、开展国剧运动投入了很多心力，并曾出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在他与余上沅的不懈努力下，北京艺专获准增设了剧曲科，这在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说：“这是我国视为卑鄙不堪之戏剧，与国家教育机关发生关系的第一朝。”（转引自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页）但时局动荡、经费困难等诸多因素，使闻一多等人开展国剧运动的梦想最终破灭了。

　　这以后，闻一多的戏剧活动似乎按下了暂停键。直到西南联大时期，抗战与民主运动再次点燃了闻一多投身话剧活动的热情，他把戏剧作为支持抗战、宣传抗战和开展民主运动的重要手段。1938年11月，他倾情投入抗战话剧《祖国》的舞台设计与制作等工作。1939年，为鼓舞抗战士气，闻一多邀请曹禺到昆明执导话剧《原野》，并再次亲自做舞台美术和服装设计，还对剧情提出过修改意见。他设计的舞台布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仇虎在森林中的那一幕，他用了许多黑色的长条的木板在台的后半，一排排大小错综地排列起来，叫人提了小红灯笼，穿来穿去，在台下看起来就显得这片森林多么幽黑深远。”（转引自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6页)1943年，闻一多又参与了《风雪夜归人》的舞台设计工作。就在他牺牲前一个月，还完成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初稿，并找来学生兴致勃勃地讲解他的创作意图、导演构思、舞美设计以及演出形式等等。他还担任西南联大学生文艺团体“剧艺社”导师，指导进步学生的戏剧活动。

　　基于上述史实，研究者一般将闻一多的戏剧活动分为三个时期，即清华读书时期、留美和归国初期、西南联大时期。而这中间从1927年左右到1938年前后大约10年多的时间出现了一段空白，闻一多似乎没有再从事戏剧活动。

　　然而，近日笔者在翻阅1937年4月22日的《华北日报》时，偶见一则新闻，题目是《清华明晚举行级际话剧比赛》，里面包含两条重要信息，一是三年级参赛话剧《苏州夜话》由闻一多导演，二是“除级际比赛各剧之外，尚有清华剧团，表演《这不过是春天》”， 也是由闻一多导演。这则新闻的发现，填补了闻一多1927年到1938年期间戏剧活动史料的空白，将闻一多的戏剧活动更加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陈建军教授得知笔者这一发现后，又热情地为我提供了一则新的资料。据陈教授提供的1935年4月27日北平《益世报》报道，在清华大学纪念成立24周年的庆祝活动中，闻一多为学生演出的话剧《隧道》担任导演。这是闻一多这一时期戏剧活动的又一史料，它证明上述《华北日报》报道的新闻，并非是闻一多这一时期参加戏剧活动的孤例。这些新史料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地观察闻一多的戏剧活动。从闻一多导演的这几部话剧，我们也可研判他当时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