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汉子的离去

　　■张铁荣

　　从殡仪馆走出来的时候，心绪乱得很，那时我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

　　张杰，一个多么健硕的汉子啊，怎么是这样的结局，说走就走了呢？

　　关于这“汉子”的称谓，记得最早是在鲁迅研究室的时候兴起并叫起来的。那时候读鲁迅，引起兴趣的当然有“四条汉子”一词，夏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四条汉子“其实就是四个男人”；李何林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说，不对，这里面有鲁迅的情绪在。我对此记忆深刻。加之当时大家都是单身，每天晚上读鲁迅的书及有关现代文学的史料，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大家如饥似渴地读书、记卡片、写作，用张杰兄的话说是“几条汉子念真经”。于是乎“汉子”一词，就这样既传统又现代，饱含多意地叫起来了。

　　一

　　我与张杰兄相识相交，是从到北京跟随李何林先生进修开始的，时至今日已经有四十六年了。那个时候他是鲁迅研究室的正式研究人员，从天津师大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而我则是从南开来此的进修人员。他和我都是天津人，又是同年，所以自然就较他人更为亲近一些。

　　与张杰兄在北京朝夕相处，算起来至少也有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开始我是在鲁迅研究室进修，后来是陈漱渝老师帮助借调我到鲁迅博物馆参编《鲁迅研究动态》，当然主要是协助王世家兄工作。同去的还有云南石屏图书馆的强英良兄，天津师范大学的王国绶兄则是先参编《鲁迅研究资料》后又参编《鲁迅研究动态》的。巧极的事情是我们这四个人除世家兄外都是天津人。那个时候，我们与张杰兄几乎每天见面，印象非常深刻。后来虽然分开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出现在我的面前，许许多多的往事历历在目，总是令人难以忘怀。

　　说起来话就长了，还是由近及远说说吧。

　　这一次他的突然离世实属偶然，据说事发在前年“五一”节前夕。为了招待天津来京的同学，他们夫妇陪同游览颐和园，归途中在下石头台阶时不慎摔倒，事出突然，导致头部先着地，顷刻即难以活动；叫来120救护车送医院抢救，因病情严重又连续转换了三家医院。虽然勉强做了手术，但经过前后二十天的痛苦煎熬，终因不治而离去。

　　可以说他是一个为了别人而生存、为了他人而离去的人。本来退休以后他可以再写出更多的东西，有一些鲁迅研究的计划还在进行中，也有与夫人外出旅行的安排，但是为了接待同学，他竟然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从天津到北京的高铁车行之中，许多往事一股脑地浮现出来。

　　退休之后我们彼此各忙各的，与张杰兄来往大不如从前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了。津京之间当然相隔很近，你来我往，根本就没有什么距离感，可谓我当天即去他明天就可以来。

　　我们每去北京几乎都要和他联系见见面，在鲁迅博物馆开会更是坐在一起，犹如当年。他那时常带着北京的一批老师朋友来天津游览聚会。说是游览，其实主要还是聊天，那时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李福田还健在，我和王国绶兄是每次必到的参加之人。大家国内国外、文学艺术、文坛往事、研究动态等等，天马行空、无所不谈。张杰兄的特点是引出一个话题，然后是听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尽情发挥，他最无可奈何的事情就是出现一言堂。这里主要是指李福田先生，他说话别人根本就插不进嘴，记得张恩和先生几次想说话，都没有办法成功。我和国绶兄每当谈起这些往事，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一些搞笑的段子就犹如发生在昨天。

　　二

　　张杰兄在专业方面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最初在鲁迅研究室的编辑部工作，同时也参加《鲁迅年谱》的修订。我们几个进修教师也都参加年谱组的讨论会议和修订工作，工作地点在北京西皇城根北街2号的办公楼会议室里。他发言很多，态度很积极，认真听取李何林、王瑶、林辰、王士菁、蒋锡金等一大批老专家的意见和发言，对于当时的中青年研究人员也是十分尊重。会后，他也常常和我交流谁的意见深刻等等。那时候我们都是单身，他是单身赴任，我们则是离家进修，都住在全国人大机关的招待所，当时的鲁迅研究室暂借在此处办公。每每在机关食堂吃过晚饭，我们经常外出散步半个多小时，从毛家湾到西四再走到平安里，然后就回到办公室兼宿舍继续读书。其时鲁迅研究室接受了一批捐赠，系与鲁迅有过通信联系的时有恒先生20世纪30年代藏书及报刊资料，在整理过程中我们近水楼台看了非常之多，同时也作了不少的资料卡片，《鲁迅全集》我就是在那时通读完的。每天读书到很晚，用张杰兄的话说就是：“几条汉子念真经”。

　　据我所知他在编刊物的时候，认真阅读了大量的来信来稿，眼界自然是很宽广的，同时也与一些作者、读者建立了联系。因为信息量大、眼界宽泛，后来他担任了《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还兼任青岛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导师。他扶植了一些作者，培养了很多新人。时至今日还有作者感恩于他，没有忘记他。

　　他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鲁迅与外国友人关系研究及国外鲁迅研究的学术史研究；二、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研究；三、鲁迅史实考证；四、其他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鲁迅杂考》《巴金〈家〉导读》《当代作家论鲁迅》以及集体科研成果多种，如《鲁迅其人》《鲁迅其书》《鲁迅日文书信手稿》《解析陈寅恪》《追忆陈寅恪》等等。此外，他还参加了和我与刘运峰兄一起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鲁迅译文集》的工作，分工每人整理两卷。

　　我们一起当然出席过很多的学术研讨会，天南地北也走过不少地方。记得他总是认真准备资料，绝不敷衍。发言也是言简意赅、条理分明、重点突出、不失幽默、严格守时的。他喜欢旅行，且知识多元，对于地域文化和历史非常清楚，特别是中国的国道命名，说起来一清二楚如数家珍，对此我是非常佩服；他喜欢辩论也善于争论，注意论点论据，争论起来也有面红耳赤的时候，那时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但总是对事不对人，颇能够抓住重点、坚持己见、以理服人。对此我也是记忆深刻的。

　　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对朋友实心实意、全力以赴绝对慷慨。记得在北京的那些时光，我们曾经一起游览过颐和园、动物园、圆明园、西山、八达岭长城等名胜古迹，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是年轻气盛、指点江山，别有一番豪情壮志在心头。记得是到北京的第三年吧，张杰兄分到了房子，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旁边的甘家口，而他的爱人还没有调过来。我们每逢周末得以到他家里聊天、吃饭，有时候时间晚了就干脆住在他家。那个时候大家年轻，精力旺盛，常常是彻夜畅谈，友谊自然是很深厚的。

　　三

　　后来我回到南开任教，再后来就是应邀去日本讲学，这一去就是五年有半。待回国时依旧是那么亲切无间。每一次他来天津，我们总是要聚到王国绶兄那里，见见面畅谈一番，自然免不了吃饭；最难忘是强英良兄来天津居住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谈了很多，接触频繁，张杰与国绶二兄为英良的工作调动、天津居住生活等出了不少主意。那期间我们谈得很深，可谓字字句句见真情，给我的印象也最为深刻，现在想来依然是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张杰兄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这是他为人最突出的特点。他是那种在关键时刻能伸出援手的人，是那种时刻为他人着想，把别人的事当成他自己事的人；他乐于助人、古道热肠，在同辈人中是很突出的。他见了我们常用“汉子”这个词，因为只有我们才懂得其中的真正含义。其实他才是真正的一条好汉，走路带风、雷厉风行、爱憎分明、铮铮铁骨、侠骨柔肠。

　　在八宝山殡仪馆竹厅里，我们与张杰兄做了最后的告别，他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表情淡然、闭目沉思、没有痛苦，仿佛正在休息。

　　我们一批人低头无语、默默前行，用传统的鞠躬礼向这位老友做最后的告别。走出遗体告别的竹厅之时，我提议几个人在门口拍一张照片以示纪念。

　　张杰兄，你是一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