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月曾经照古人

　　■童岭

　　唐李白《把酒问月》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对于“古时”的存在——不论是明月，还是传承文化的古籍，某种意义上都是永恒的——“古人今人若流水”，作为“生也有涯”的单个生命体的我们，或许能与古人一样理解明月，但是与古人一样理解古人所处特定时代的古籍，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2025年末，凤凰出版社老社长姜小青先生与我同车去镇江开《镇江通史》主编会议。高铁上，姜小青先生提到了近期学界一份非常引人注目的古籍研究集刊《古籍传播与文化遗产》，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几天之后，姜先生就给我转寄来了李岩先生主编的这份集刊前两辑，我沐手奉读一过，感觉这份集刊的策划、组稿、编辑、校对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它让不同层次的读者，“共看明月皆如此”——对于“古籍”的内涵与外延、旧题与新貌都会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第一，重估“古籍”的当下价值。

　　李岩先生在集刊的《发刊词》中说道：“古籍通常指我国1912年之前通过书写、刊刻或印刷而形成的书籍。”清代学者赵翼有诗云：“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可以自豪地说，中国至今依旧保有世界第一的古籍数量，《中国古籍目录》著录的古籍约有20万种。面对这样一个博大的文献集群，我们专业学者是不是应该以更宏大的叙事参与其中？我想，“古籍”的当下价值既是为了学者彼此的研究世界，也是为了大众的精神世界。关于这一核心命题，集刊中有多篇重量级文章做出了回应。如第一辑杨牧之先生《新时代古籍整理的意义及发展趋势初探》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在三个关键节点上发布的三个重要文件：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2017年1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意见》；2022年4月11日《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充分显示了我国对古籍整理的高度重视与系统性规划，国家层面如此重视古籍工作，在世界上是比较少见的。

　　第二，以“世界古典学”的眼光理解古籍。

　　2024年11月7日，世界古典学大会（World Conference of Classics）在北京召开。本集刊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将中国的“古籍”与世界的“古典”结合起来。

　　第一辑所刊荣新江教授《敦煌文献的西文翻译》，系统梳理了20世纪初叶以来，西方世界对于敦煌“古籍”的翻译、整理与研究，例如文中指出对于敦煌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编译，以1981年伯克利亚洲人文科学出版社《慧超日记：往五天竺国传》（The Hye Ch’o Diay: Memoir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Five Regions of India）最为重要。同在1981年，巴黎远东学院出版了《无上秘要：六世纪道藏》（Wu-shang pi-yao:Somme taoiste du Vie siècle），亦是中古“世界古典学”的重要成果。荣新江教授在这一融合中外的古籍整理理念下，近期还在凤凰出版社启动了编辑出版《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目录丛刊》，非常值得期待。又如林宗毛教授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元本〈宣和画谱〉考》，对台北故宫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宣和画谱》做出精彩考证。每一种古籍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对此，柴剑虹教授的《交流互鉴 “人”是主体》有很好的阐发，文中提到葛兰言、杜德兰、戴廷杰、谢和耐等汉学家为古籍整理、翻译等事业做出的贡献，指出“交流互鉴的主体始终是‘人’，是不保守、守规矩、重资料、勤考察、求创新的学者”。

　　第三，研究、传播与传承相结合。

　　《古籍传播与文化遗产》集刊在研究、传播与传承这几个关键词上有很好针对性。“研究”自不待言，好文章琳琅满目。关于“传播”一词，我自己曾经在研究遣隋使和遣唐使时指出，它的语源是拉丁语commūnicāre, 意为“分享”。“分享”与“单向”意义上的传播，最大的区别在于受传播方的信息“反馈”，只有良性的反馈，才会构成良性的循环。集刊中，刘石教授的《数字人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知识工程》，对于“古籍”的传播与传承，有非常精当的论述，特别指出传承与创新离不开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姜小青先生的《古籍传播，今译可为》，回溯了早在1925年顾颉刚先生白话文翻译《尚书》的工作，并从新中国古籍战略高度指出白话文系统、规范翻译古籍的重要意义：“将‘小众’转化为‘大众’，将‘专业’转化为‘普及’，成为‘新经典’。”

　　以上是我翻阅两辑集刊的浅薄体会。

　　记得列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结语中，引用了法国学者的说法：“对有教养的法国人来说，秦始皇帝这个人物应该像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一样熟悉。”从世界古典学的角度看，列文森还特别谈到中国的传统应与“死去的埃及区别开”。其实，这既是汉学家的一种褒赞，也是一种压力——我们如何将以古籍为代表的宝贵传统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传播、传承？眼前的这份《古籍传播与文化遗产》就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刊物发刊词的最后，李岩先生引用了俞樾《玉京谣》词一首，其中一句是：“福地嫏嬛，何曾窥见全豹。”任何一个人，想要窥见浩如烟海的嫏嬛古籍之全貌（全豹），皆是不可能的，但像《古籍传播与文化遗产》这样优秀的集刊出现，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以中国自己特有的方式对待古籍，保存并且延续下去。我诚挚期待这份刊物越办越好。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