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脉的传承与思想的时代

　　“雅学堂丛书”第一辑、第二辑相继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甘肃文化出版社希望出版第三辑。约稿信发出后，得到了各位作者的认可和支持，很快收到书稿，从而有了第三辑的10本，即傅举有《土中寻迹》、姜伯勤《学海勤舟》、周伟洲《西明堂杂录》、郭齐勇《愿无尽集》、唐晓峰《短长篇》、张西平《文明互鉴中的中国》、虞云国《等闲插柳》、郝春文《说敦煌》、李华瑞《平坡遵道三集》、余新忠《书里人生》。

　　“雅学堂丛书”第三辑的10位作者，年龄相差较大：如傅举有出生于1937年，姜伯勤出生于1938年，周伟洲出生于1940 年，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及40年代初出生的学人；郭齐勇、唐晓峰、张西平、虞云国都出生于40年代后期；郝春文和李华瑞是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余新忠则出生于1969年。即年龄最大的傅举有和年龄最小的余新忠相差32岁，人生的经历很不同，但他们都有很好的师承，将老一辈做人与治学方面的良好传统继承了下来。

　　一

　　在这些学人读书的阶段，遇见了品德高尚、处事公正，有大格局和宽广视野的学术大师。前辈学者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如傅举有1956年至1965年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读本科和隋唐史研究生，当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有三位著名的隋唐史教授：陈寅恪、岑仲勉、董家遵。据傅老师记述：1956年9月22日下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举行迎新联欢会，约5时“散会后，我们到东南区一号寅恪老师家中拜访。老师站起身来欢迎我们”。与陈寅恪先生的见面座谈对傅老师有重要的影响，他下定决心向寅恪老师好好学习。甚至对班上的同学说：“要向‘三八一’高地进军!”（寅恪老师是一级教授，工资高达三百八十一元）

　　正是由于对陈寅恪先生的崇拜，傅老师认真研读了陈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并做了详细的笔记。书中对庞勋作乱的论述，引起了傅老师的兴趣，于是他收集资料，在大学二年级时，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论文《唐末庞勋起义》投寄《史学月刊》，很快在1959年第8期上发表了。三年级时，他又在《史学月刊》1960年第3期发表了《唐代盐和茶的专卖》一文。由于傅老师在隋唐史研究方面的成就，1961年大学毕业时，“学校决定留我读隋唐史研究生”。

　　与傅老师的情况相似，姜伯勤1955年9月入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当时陈寅恪先生已经65岁，可谓“祖父辈的学者”。开学不久历史学系师生集会迎新，“结束后，作为大一新生的我们热情不减，又聚集到位于康乐园东南区1号的陈寅恪先生寓所‘金明馆’楼下，荣幸地受到陈先生在二楼阳台的接见”。

　　1957年9月至1958年5月，姜伯勤选修了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证史”课，“陈寅恪先生因为眼疾，学校照顾他，开课的地点并不在教学楼，而是在他位于今天康乐园东南区1号二楼寓所的阳台上，面积当然没法和教学楼的正规课室比，仅能容纳20多个人，所以座位非常紧张，故选课人数有严格限定”。

　　那时候的师生关系很融洽，老师倾心教学生，学生也努力学习以不辜负老师的教诲。如姜伯勤读大学时，非常勤奋，大学阶段寒暑假，“几乎没有回过武汉老家，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正因如此刻苦读书，毕业分配时，他被系里留下来跟随岑仲勉先生继续攻读研究生。两年后，岑仲勉教授于1961年10月7日仙逝，姜伯勤又转到董家遵先生门下继续学习。改革开放后，姜伯勤与董先生的另外两位学生傅举有、卞恩才共同整理编辑了董先生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这是对老师最好的纪念和报答。

　　马长寿先生是著名的民族史专家，1971年5月病逝时只有65岁。作为马长寿先生的弟子，周伟洲老师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整理出版了马先生的遗著《氐与羌》《凉山罗彝考察报告》《马长寿内陆欧亚学文存》《马长寿文集》等，编选了《马长寿内陆欧亚学论文集》，还对马先生的《中国兄弟民族史讲义》《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做了评介推荐。

　　傅举有、姜伯勤、周伟洲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研究生，虽然当时的政治运动已经对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冲击，但教授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如姜伯勤曾在1956年大一暑假和寒假，在刘节先生府上学习《周易》和《诗经》。姜老师记述，“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刘节先生被树为‘大白旗’，我则被树为‘小白旗’，不久又被立为中大文科的第一号‘白专’典型。系里对我大力‘挽救’，涉世未深的我也力图和‘资产阶级伪科学’划清界限”，于是写了批判刘节先生唯心论的文字。但刘先生“却不以为忤”，“在我面临大学毕业，因为自己‘白专’典型的身份而提出到新疆、西藏等边远艰苦地区改造自我的时候，当时自己也身处困境的刘节先生专门找到学校党委领导表示：‘你们应该把姜伯勤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在毕业分配时我被系里留下来跟随岑仲勉先生继续攻读研究生”。

　　这一事件既说明刘节先生不愧是恪守“忠恕之道”的儒者，又说明当时的教授还是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学校领导对教授的学术眼光和人品是相信和认可的，对其意见也是重视的。

　　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在“新三级”学人中也有体现。首都师范大学的宁可先生，“以其诲人不倦的师德和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处事态度得到受业弟子的爱戴”。其弟子郝春文教授在怀念文章中说：“中国自古就有尊师的传统。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这个古训包含着先民的体验和深刻的道理。在我看来，父子关系是血缘关系，师生关系是学缘关系。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学生则是老师学脉的延续。在我心中，宁先生和家父确实享有同等地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感悟，他不仅与导师宁可先生合作编著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敦煌的历史和文化》，还组织编辑了《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宁先生去世后，又组织编辑了《永远的怀念——宁可先生追思集》，整理出版了10卷本的《宁可文集》。

　　二

　　“雅学堂丛书”的作者，都是某一方面的权威学者。他们能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虽然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但勤奋是排在第一位的。

　　中山大学姜伯勤是著名的敦煌学家，他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等，都是敦煌学领域的佳作。他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主要的因素就是勤奋。他曾经给我讲过他勤奋学外语的故事。他还说：“父亲常说：你的名字中，有一个‘勤’字，‘勤能补拙’。父亲认为我是一个天资平平的朴拙的孩子，唯有以勤补之。” 他在《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的跋中说：“我在妻子康复的繁忙的一年中，居然完成了这本小书。午夜梦回，常想起‘天道酬勤’四个大字。”“这本小书是我自1987年以来十余年中所岀的第5本著作，除了纪念太太的康复，也算是对师辈‘薪火相传’和父辈‘勤能补拙’的期许的回应。”

　　1980年，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出版。为了读懂这部巨著，姜老师“恶补”明清之际的史事知识。例如，《柳如是别传》中提到澹归金堡。陈先生写作此书时，周连宽先生曾请人用蓝色复写纸抄写了金堡的一整套四十六卷本《徧行堂集》正集。姜老师就将其借来认真阅读学习。《柳如是别传》又提到方密之即方以智，于是姜老师“搜读各种近人有关方以智的研究，而任道斌先生的《方以智年谱》和邓之诚先生的《清诗纪事初编》，近年来一直是笔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一个人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机遇、天赋、汗水和品位。能考上大学和研究生，研究历史的天赋就够了，机遇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汗水就是勤奋的代名词，要尽可能挤出时间来读书。如果一个人每天挤出一二十分钟，比别人多读一千字，这样坚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将是非常可观的数字。

　　三

　　人类的科学可大致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自然科学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科学则主要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除了勤奋读书外，还要与社会有广泛、密切的接触，这样才能认识社会，也有利于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因为一个对现实糊里糊涂的人，不可能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老一代学人经历过多次的社会变动，对历史、社会与人生有深切的体会。就是“新三级”学人，在读大学或研究生前，有的当过兵，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工人，有的则是农民，总之，都与社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社会、对个人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王汎森在《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中强调了无主题聊天会激发思想的火花。在一些比较固定的聊天场合，在一些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和知识，从而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如19世纪末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有大量的咖啡馆，大家在一起聊天谈学问，可以点一杯咖啡坐一天。正是在这种无主题的聊天中，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会对有些人产生启发，从而闪现出思想的火花，使维也纳成为“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另如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学的发展及其巨大的政治社会影响，与以别林斯基为中心的文艺圈子是分不开的。（《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3日）

　　1978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伴随着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根本方针，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1978年1月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它宣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陈景润，推动了全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不仅标志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更是新时期的开始。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的时代”，“新三级”学人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大学校园，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和电脑，一些不同专业、不同年龄，而有共同爱好的同学，在一起聊天，大多是无主题的。国际国内的大事、校内校外的趣闻，看了一本书、一篇文章的感想，真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随后则是相视一笑。

　　“新三级”学人既有广阔的社会阅历，又学习成长在“思想的时代”，还有幸遇到了老一辈学术大师指教，从而涌现出许多学有成就的学者，本辑作者中郭齐勇、唐晓峰、张西平、虞云国、郝春文、李华瑞，就是“新三级”学人的代表。可以说，那正是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

　　“雅学堂丛书”第三辑的编选宗旨与前两辑一样，仍然是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兼具，作者提供准确的知识，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最后，还是要感谢“雅学堂丛书”第三辑10位作者的信任，将书稿贡献给“雅学堂”；感谢甘肃文化出版社编辑团队的认真负责，将“雅学堂”以如此雅致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希望本辑继续得到读者朋友的喜欢和认可。

　　（本文为“雅学堂丛书”第三辑前言，见报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