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海外学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提供新的学术参照

　　■罗时进

　　我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有四十多年了，志趣主要在自唐代至清代的诗文研究方面。1995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年份，此前我几乎将学术关注点都集中在唐宋两代，这一年我荣幸地受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指导，攻读明清诗文方向的博士学位，如此研究面一下子拓展了近五百年。感谢伟大的唐代诗人和宋代诗人，他们遗存的作品以极大的魅力吸引了我，激发起我对诗歌王国的热情和探究愿望；更重要的是，在走向学术的道路上，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我同样感谢为数众多的明代和清代诗文作家，他们以“现象学”的面貌出现，无形中使我成为具有一定的“解释学”思维和能力的学者。

　　给予明清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准确的地位，至今仍然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几代学者都进行过相关讨论，提出过一些论断，绝大部分我是赞同的，在总体上维护这些论断。但我认为，研究文学的学者未必都要成为文学史家。也许以后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也会撰写关于明清诗文的“史论”性著作，但现在不会，并且认为这不是一件很急迫、很重要的事。我深感兴趣的是明清诗文作家表现出的追求文学的态度、从事创作的环境、聚合（或个体）写作的形态、因革承变的动机、创造典范的意图、消解经典的可能、传播文学的方式、文脉衍化的途径等“现象级”的问题。这些问题或具有日常性，或与事件发生有关。从元末明初走向晚清，文学图景越来越新异，各种现象纷繁叠出，见证了历史之大变局。

　　我不愿意放弃对这些现象的探察而回到作品论、作家论、文学史论的道路上去，甚至觉得如果不能恰当地解释种种复杂现象，就不能真正深入理解作品、作家、文学史。至于何以从“文学社会学”角度去探讨和阐释，这与我对文史粘合的理解有关，与习得哲学知识有关，也与对社会的体悟有关。并不讳言关于明清诗文的若干现象，自己的解释未必深刻、圆洽，但自信思考问题的过程尚属认真，提出的观点力求自出机杼；而并非具足的方面，当然希望更多的学者来补充，以深化认识，推进明清诗文研究。

　　关于这本书的文本与译者，尚应作一些说明。该译本的底本是2017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同名著作。因篇幅所限，选择了其中一部分进行翻译。选择是我亲为，主要的篇目应无遗漏，因此可以说该译本在最大程度上等一于原著。近几年，我仍然坚持从文学社会学角度探究明清诗文，又陆续发表了系列论文，希望有机会再次结集出版，与海内外学者交流心得。

　　译者彭文青女史，是年轻而颇有成就的翻译学学者。我们在同一所大学——苏州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感谢她选择了这一课题，承担了这一任务，投入了大量精力。对古典文学研究著作进行翻译，会涉及一些专门领域的知识，颇为不易。近年来与她接触，感到她有值得赞赏的国学修养，大量可能的滞碍，在她笔下都涣然冰释。作者意旨所在、用心之处能被译者充分理解，对此深感欣慰。这本译著成为我们共同劳动的成果，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在这里还要感谢几年前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将本译著列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正是他们，使《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有了凭借不同语言走向世界的幸运。

　　在本书的“海外旅行”启程之际，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国际翻译与比较文学权威学者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向劳特利奇出版集团（Routledge）进行推荐，他认为：“该书积数十年研究之功，以厚重体量与宏阔视野，系统勾勒出明清两代诗文创作极为丰富的整体图景，突破了传统文学史的线性叙事范式，为海外学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全新的学术参照。”真诚希望与更多海内外学者相遇，听到他们批评、指教的声音。

　　附言：本书在劳特利奇出版集团出版英文版之际，增订本列入中华书局“有道”系列同时出版，令我又增添一份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