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对中国宗教文学史最全面的梳理

　　康德说：

　　哲学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最终目的的一切知识和理性使用的科学。对于作为最高目的的最终目的来说，一切其他目的都是从属的，并且必须在它之中统一起来。在这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康德：《逻辑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

　　当然，“人”不是抽象的，其本质还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册第9页）由此来看，宗教是对现世和未来的期待。这是期待，各种宗教自有不同内涵，不同途径。中国原始崇拜具有泛神论色彩，是对现世美好生活的一种期待；作为土生土长的道教则更为具体现实，就是期待长生不老，羽化升天；佛教的期待将信徒引向来世；基督教的期待则让追随者仰望天堂。

　　如何将这些美好的期待落实到现实的土壤中，让追随者相信，这就需要文学来演绎。文学家通过善恶故事，塑造各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形象，惩恶劝善，起到独特的作用。宗教与文学联姻，是宗教创立、传播时用以吸引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期待中的实践。

　　在中国古代，对于天人之际的思考，除了传统的诸子百家之外，各种宗教组织也在进行积极探索。魏道儒主编《世界佛教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此已有系统的总结。有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研究，各种专题研究论著不胜枚举。这些著作主要关注宗教的起源、发展以及重要派别的主张和影响，对于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论述不多。同样，以往的文学史论著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以及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等论题时也会涉及宗教问题，多浅尝辄止，既不全面，也不深刻。

　　吴光正教授主编的十二卷二十五册（现已出版十九册）《中国宗教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失。全书分为道教文学史、佛教文学史、基督教文学史、伊斯兰教文学史四大板块，除汉族宗教文学史外，还包括少数民族宗教文学史，即南传佛教文学史、藏族佛教文学史、蒙古族佛教文学史，涵盖汉语、藏语、蒙古语等语种，从宗教文学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人对已知和未知世界的思考并付诸实践的过程。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系统的中国宗教文学史论著。

　　所谓宗教文学，按照主编的理解，既包括占有主体性的宗教徒创作的文学，也包括虽非宗教徒创作但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场合的文学，还有文人参与宗教实践有所感触而创作的表达宗教信仰、宗教体验的作品。这三类作品，宗教徒创作的文学是主体，其他两种具有补充性、延伸性特点。依据这样的界定，宗教文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异常丰富。传统的佛、道经典如《大藏经》（包括藏文、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道藏》《藏外道书》《道藏辑要》，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经典如《圣经》《古兰经》等自不必说，还有大量的民间宗教文献业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由此而来，由民间宗教到本土道教，再到外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学说是如何逐渐替代中国固有的泛神论思潮，这是全编首先解决的问题。第一卷上册《先秦两汉宗教文学史》做了系统论述。作者深入探讨了这个时期的原始宗教与原始神话、原始巫术的关系，涉及《山海经》《周易》《老子》《庄子》《诗经》《楚辞》《淮南子》《列仙传》《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典籍，悉心梳理，从中挖掘出中国道教发展的源头及其演变的轨迹。从第二卷到第八卷，一共有十四册，论述了魏晋南北朝到现当代佛教和道教文学的发展历史。

　　如果说佛教、道教文学尚有较多研究基础的话，中国古代基督教文学研究则有很多研究的空白。宋莉华著《明清基督教文学史》（第十卷）以1582年利玛窦奉派来华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间，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徒写作、译述的汉语基督教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了出自这些教徒笔下的赞美诗、公祷书、福音故事、圣徒传记、使徒书信、言行访谈、喻道故事、基督教小说和戏曲等不同形式、不同题材的创作内容，以及这些作品所传达出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别具开创意义。

　　不论是研究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关键是要站稳中国立场，用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视角、中国人的标准、中国人的观念去审视中国创造的宗教文学。这就需要抛弃西方纯文学观念，从宗教实践的立场对中国历史上的各大“文”类、“笔”类作品开展辨体研究。李小荣著《汉译佛典文学》（第一卷下册）从佛教文学文献入手，考察了佛教文学从汉晋到隋唐再到宋元明清的发展历程以及佛教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佛教文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主要内容，还重点分析了“经”“律”“论”三部的代表性作品。关于佛教文学的口诵传统与书面传播、文本上的胡梵之辩与梵本崇拜、语言上的文白与雅俗均衡等宏观问题，也进入了作者的思考范围，这是建立中国宗教文学体系的根本性思考，由此可以引申出很多话题。

　　从1999年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吴光正一直关注宗教文学问题。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八仙故事系统考论》以后，一路漂泊，从最北端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的海南省，最后落脚到珞珈山下。在这个漫长的行程中，他一直密切跟踪中国宗教文学研究状况，积累资料，总体布局，为编纂《中国宗教文学史》做准备。为此，他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编辑综合索引，最终形成全书第十二卷所收的两套索引，即《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索引》《中国道教文学、中国基督教文学研究索引》。

　　二是组织撰写中国宗教文学研究方面的综述文章，如《中国宗教文学研究述评》《中国佛教文学学术档案》《中国道教文学学术档案》等。

　　三是编纂研究论文选，有《中国宗教文学史编撰研讨会论文集》《宗教实践与中国宗教文学论文集》《百年中国佛道文学研究史论》《异质文化的碰撞——二十世纪“佛教与古代文学”论丛》《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等论著。

　　四是主持出版“中国宗教文学的文化观照”丛书，包括管佩达（Beata Grant）《重游庐山——苏轼生命与写作中的佛学》、矶部彰《〈西游记〉资料研究》、砂山稔《赤壁与碧城：唐宋时期的文人与道教》、夏维明（Meir Shahar）《济颠——中国宗教与通俗文学》以及《欧美学者论中国道教文学》《欧美学者论中国佛教文学》《日本学者论中国道教文学》《日本学者论中国佛教文学》等。

　　此外，他还常住寺庙、道观，在向高僧大德求教相关宗教问题的同时，在也体验着不同宗教的现世期待与修行生活。基于这样丰厚的研学经历，吴光正逐渐形成了编纂一套《中国宗教文学史》的构想。这种构想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宗教文学专题研究，构筑中国的宗教诗学体系，扩大一点说，搭建中国文学史的宏大叙事框架。吴光正教授在思索建构体系的过程中发现，文学史和宗教史终究会向文化史靠拢，成为推动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的强大动力。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南北朝时代，就是通过这种文化认同走向民族认同，熔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这样的研究就具有了更现实的意义。

　　从最初的研究期待到最终的研究共识，吴光正经历了漫长磨砺。课题启动之初，吴光正还只是一名年轻的学者，对于校外研究宗教文学的中青年学者基本上都不相识，他只能通过中国知网，广泛联系作者，寻找子课题负责人。后在武汉大学的支持下，成立研究机构，筹备学术会议，还在《武汉大学学报》开设“中国宗教文学研究”专栏，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个中的曲折艰辛，不言而喻。

　　参与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有着深邃的专题研究基础。譬如李小荣、张培峰的佛教文学研究（李小荣有《晋唐佛教文学史》《弘明集校笺》等，张培峰有《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居士传校注》等），赵益的道教文学研究（如《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六朝隋唐道教文献研究》等），宋莉华的基督教文学研究（如《西方早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珍稀资料选刊》《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等）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多所创获。他们自发地形成这样一个学术团队，除了友情之外，最重要的支撑是共同的学术理想和追求。

　　可以说，他们是用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精神从事宗教文学研究，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