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会通”于“断代”
赵国华教授主编的《东汉通史》五卷，以近180万字的篇幅，系统勾勒了东汉近200年的完整历史。该著作“断”中有“通”，有机融合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民俗、思想文化、边疆治理、军事活动等不同层面的内容，构建出一幅兼具整体性与系统性、总结性与反思性的东汉史图景，填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东汉通史撰写的空白。概言之，该著作具有以下鲜明特点与价值。
第一，该书充分反映了东汉历史发展的完整性与历史运动的过程性。就前者而言，历史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源于历史运动本身的连续性，包含历史运动的复杂性。书中作者着眼于政治演进情势来划分东汉王朝发展阶段，并将每个阶段置于东汉历史的总体进程作定位，即“光武”之“中兴”、“明和”之“治世”、“安顺”之“转折”、“桓灵”之“倾颓”、“建安”之“乱局”。这种视东汉历史为完成形态而勾勒出的王朝兴盛衰亡过程，更能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展现东汉史发展的完整性。同时，该书对东汉历史基本元素的处理，则在横切面上反映着东汉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如揭示“女主临朝”“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党锢之祸”等如何逐渐改变东汉政局，即东汉政治演变中权力格局对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是关注历史发展中的偶然与必然性因素。就后者看，未完成形态的历史有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史学家的历史撰写需借助时间概念提示完整的历史过程。一般而言，时间是过程的依据，但时间本身却不能完全表示历史运动的过程性，历史运动的过程性必须体现于历史事件的起—承—转—合。就此来说，该书对“东汉王朝的创立”“统一全国的进程”“班超经略西域”“党锢事件”等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描述，与把东汉一代分为五个阶段而展示其兴亡具有一致的意义。
第二，该书重视学术研究的时代性，凸显出东汉史研究的当代（现实）意义。与其他断代史相比，该书在内容上有一个显著特点：文化史内容、民族交往与边疆治理内容的比重增加。这是对当下学界关注文化自信、民族融合与边疆治理等学术主题的自觉回应。撰者虽以“政治情势”作为划分东汉历史阶段的依据，但每一阶段均有对文化、民族与边疆问题的专章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论述文化与边疆问题时，作者不再以“儒学”与“民族战争”等人所共知的视角来联结、勾勒东汉文化、民族与边疆问题，而注意指出东汉不同发展阶段中上述问题的特殊性，对此特殊性的论说归结于或体现着东汉历史兴盛衰亡的进程。如“明和”之“治世”体现于文化、民族与边疆问题，是“三帝在位不过短短半个世纪，就诞生了《汉书》《论衡》《说文解字》《白虎通》这些在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成果”，是“经略边疆与再通西域”。故而作者顺势提出重估东汉明章和时期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上的地位问题，这是立足于“今”而对“历史问题”的再阐释。事实上，中国传统史学既有“求真”的自觉，又有“致用”的要求，既讲“稽古”之义，又重“随时”之用。因此，以古今联系的观点统合“求真”与“致用”，进而展开前代史研究，是历来史家进行历史撰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东汉通史》的撰写自觉回应历史研究的时代课题，正是撰者于古史研究中寓“致用”之义的体现。
第三，该书发覆旧说、评论史实，具有鲜明的学术史底色与历史评论特征。书中作者对学界成说的评述，以及对东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构成该书“评论”涵括的两个主要方面。对东汉历史之“时间断限”“发展阶段”与“研究状况”的讨论，均统观前人成说而提出新论。如“研究现状”，撰者将历代东汉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东汉前期至南朝是历史编纂阶段，南朝至晚清是历史文献整理阶段，中华民国至今是历史问题研究阶段”。这种长时段的学术史发展阶段划分背后，是撰者对“东汉史”之学术史的总体把握，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学术史意识。书中对东汉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如“光武中兴评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述评”等，涉及中国古代史家对著名历史人物之经典评论的取舍，这既是对古史撰述之经典问题的当代回应，也见撰者历史评论的观念与素养。如对东汉女主临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等的评论，不再局限于一元化的道德论、功过论，而是基于客观的历史形势与实际效果。应该说，历史撰述需要是非观念，此“是非”必基于当代价值，《东汉通史》对旧说之发覆、论断，以及对历史的评论，其结论之平实与准确，无疑是基于当代历史判断需求。
第四，该书以世界视野重估了东汉在中国古代历史及世界史中的地位。书中作者以在历史发展中曾起到中西文明交流作用的丝绸之路，作为联络和对比中西文化的立足点，从而分析“东汉王朝在当时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这使该书之内容超脱“东汉史”之地域和文化范围，进入世界史的地域与文化界域。在“亚欧大陆范围内”看中国“东汉”，作者指出“亚欧大陆正处于从相对孤立状态到建立整体秩序的发轫期”，“东汉王朝是当时东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核心国家”。
作为一部朝代史，该书以会通的视野勾勒东汉（断代）史诸层面，正有一种寓“会通”于“断代”之意。书中叙述性与研究性并重，既见宏观考察又不乏微观分析，史料运用如“汉画像艺术”，既是“文化史”的内容，又是研究史料丰富性之集中展示。此类特点，于书中所在多有，使该书不失为东汉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当然，与其他成于众手的通史著作一样，该书虽有“编撰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亦不免重复之弊，如各卷“前言”与该书“总叙”或有重复。对相关历史现象的论述，如《桓灵时期的社会》一章论“隐士”“世族”而仅限于桓灵时期，似无法展示此历史现象发展的连续性。对此，可参阅其他东汉史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