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盏与蒲扇里的美好记忆

　　学者潘天波新著《烟火记》采用闲适小品体裁写就，以20世纪70—80年代农村老屋为背景，围绕玄关、书房、厨房、堂屋、卧房、储藏室等六大空间展开，以回家后所见的锁器、门槛、屏风、灯盏、书橱、抽屉、台历、炊器、烟囱、风箱、筷子、石磨、蒲扇、簸箕、纽扣、算盘、弹棉弓、高跷、镰刀等32件烟火旧物为描述对象，旨在重构对儿时老屋的空间物象记忆。作者笔下的旧物看似寻常微物，却承载着美好的个体记忆与历史图景。这些沾染岁月包浆的旧物既是“小家”过往的见证，又如同一枚灯盏照见一个时代的风貌。

　　作者选取了极具时代特征的烟火旧物作为描述对象，通过解析这些旧物，将个体的成长史与物质文化史巧妙互证。全书将碎片化的烟火旧物通过空间场景移动进行有机串联，重构了对老屋的完整空间想象。例如在描写“抽屉”时，作者关注的不是抽屉本身，而是抽屉对羞涩、记忆和存储的心理体验。这种主体性介入视角的描述，让物质文化史研究从“物”的层面回归到“人”的层面。

　　全书对老物件的描写，并没有停留在烟火旧物的器物美学层面，而是深入到了烟火旧物背后的生命哲学。譬如在“君子远庖厨”（第三章）中，写“龙头”，实则在写“控制”的哲学；写“烟囱”，即是在写“连接自然与超自然”；写“筷子”，是在写“手上的规矩与教养”……这种对烟火旧物的智慧开掘，让物质文化题材研究超越了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上升至形而上的精神层面。换言之，作者试图从最平凡的烟火旧物中提炼出哲学意义，建立了“微观旧物与宏大哲学”的阐释路径，使烟火旧物具备了丰富的哲学意涵。

　　通览全书发现，个体记忆与集体情感的共鸣，或是《烟火记》最为核心的文本接受价值。因为，作品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将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整整一代人的历史情感进行对位的策略化叙事。首先，“小家”，即为“大家”。作者选择书写的物品符号性极强，并非20世纪70年代某个家庭所独有，而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村家庭中的常见之物。在空间布局上，书中描写的“六大空间”是承载着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原型的精神空间。这些旧物、空间蕴含着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基因，能唤起最为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精准触达了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记忆原点。

　　其次，这本书解析了“小家”在个体成长中的滋养作用。在《烟火记》中，作者深入探讨了老屋即家庭环境（空间及其旧物）对个体成长的塑造作用。正如作者在“致读者”中所言：“很多梦想都是由家孕育而来的。梦想的形成与演进是有根源的，并非无源之水。其中，家是一切梦想的源泉，它浇灌和滋润了梦想之禾。”作者通过分析老屋中的烟火旧物，揭示了儿时家庭空间作为“第一课堂”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生活方式与审美价值观。这些空间构成了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大家”的原型。因此，作者对老屋空间的描摹，成功激活了对“集体家园”的有效回望。最后，作品挖掘了烟火旧物的哲学意蕴。书中通过“小家”的烟火旧物，折射出“大家”的文明逻辑，强调了看似微不足道的烟火旧物所承载的哲学内涵。“锁器：远行与心结”“屏风：羞涩的遮蔽”“炊器：尘釜亦烹鲜”“桌子：位次、尊卑和伦理秩序”“石磨：文明的推手”……这些描述已然超越了烟火旧物本身的文化内涵，上升至家庭伦理、规范秩序乃至深层哲学意蕴的高度，从而赋予个体记忆以更加深远的历史厚重感。

　　对作者而言，《烟火记》是一次自我记忆、思想和精神的确认。对读者而言，通过阅读也可重新梳理并确认自己的生命源头与根性记忆。在当代流动的网络社会中，人们需要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与历史坐标，《烟火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享的“精神返乡”文本。可以说，《烟火记》是一场关于历史与记忆、传统与现代和“根与树”的文明对话，这种对话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对烟火旧物的怀旧，已然升华为一种对生命本源、文化根脉的深情记忆。它告诉我们，那些关于家、爱、烟火旧物的记忆与情感，依然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连接我们彼此的最强韧的情感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