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我为全民阅读做什么？

　　本报讯  日前，“AI时代，我为全民阅读做什么？”研讨会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举行。中国阅读三十人论坛的专家学者、出版界代表、教育工作者及社会各界阅读推广人代表等3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全民阅读的路径与方向。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阅读三十人论坛秘书处主办。中国阅读三十人论坛是非营利性民间独立智库，专注于中国阅读问题的研究，秘书处设立在江汉大学新阅读研究院。

　　国家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指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倡导迈向法治保障，在AI时代的信息洪流中需要凝聚七种力量，重掌终身学习的主动权。政府及职能部门是“主导力量”，进行制度供给与资源保障，将全民阅读纳入民生工程。群团组织是“桥梁力量”，动员不同群体，让阅读从“要我读”变为“我想读”。出版传媒机构是“创新力量”，深耕精品创作，拥抱数字技术，激活阅读内生动力。公共文化机构是“基础力量”，提供便捷专业的阅读服务。社会机构是“协同力量”，多元参与弥补公共服务缺口。基层自治组织是“行动力量”，打通“最后一公里”让阅读扎根。家庭和学校是“根基力量”，父母扣好阅读的“第一粒扣子”，学校成为开放的图书馆。

　　中国残联前主席张海迪深情回顾了自己童年患病、以书为伴的成长经历。她说，阅读让她树立了美好理想、拥有了战胜困难的力量，让她的精神世界变得辽阔。尽管从未进过学校，但书本就是她的老师和同学。她介绍了自己用AI进行创作的体验，她认为虽然AI能为学习和工作带来很多便利，但无法替代人的深度思考和情感体验。AI能生成文字，却写不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体会不到作者付出的心血与情感——真正的文学是从生活的苦与乐中生发出来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指出，中国成人人均阅读量稳步增长，这在全球阅读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实属不易。针对农村阅读问题，他回顾了农家书屋工程的建设历程，认为要辩证看待“农民不读书”的批评，我们用15年时间解决欧洲近200年才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下一步关键是让书真正“用起来”。他呼吁出版界要出版“经世致用”的好书，回应社会关切，如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领域的预见性著作。

　　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提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全民阅读从软倡导走向硬法治，从政策倡导迈入制度保障的新阶段。他强调，书香社会建设需要“久久为功”的长期主义，也需要“只争朝夕”的短期突破。长期目标是构建书香生态，让“时时有好书、处处可读书、人人爱读书”成为现实；短期突破要聚焦破解现实需求、设施短板、机制不足。他认为，专业化阅读推广体系和青少年阅读能力建设是全民阅读推广的核心支撑。

　　在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玉山看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阅读保障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一老一小”尤为值得重视。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从广种薄收转向精细化、精品化出版；二是实施家庭藏书计划，让有未成年人的家庭建立书架或书房；三是加强阅读指导队伍建设，推动阅读指导师职业标准制定；四是将农村儿童阅读作为重中之重，实施农村儿童阅读书包计划。

　　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认为，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危机显然被夸大了。数字阅读时代并非突发事件，从计算机流行时便已开始，世界范围内纸质书籍阅读依然正常。他担忧的并非阅读形式转变，而是国人从文字阅读转向图像世界的痴迷——这种痴迷让我们失去想象力，不再沉思。他认为，纸张本身已形成深厚文化，书籍具有审美价值、触觉快感和仪式感，是电子媒介无法替代的。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员白岩松提出，AI时代人类要“不慌不怕”，回归生活、回归人与人、回归爱。他认为，科技是中性的，向善还是向恶取决于人。他强调，阅读的最大好处是让人“放得下、想得开”，在迷茫时找到方向，在脆弱时获得力量。